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原文作者：于鐵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美國的精英比較有活力，給人一種生機勃勃的感覺，因為他們更注重全面發展，更注重訓練。反觀國內精英，大多比較文弱，缺乏朝氣，口號、程式，大話、空話很多，行動力、執行力卻比較差。各種原因當然很多，其中重要之一是國內的精英培養機制有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美國培養精英的做法。如果我們對精英培養機制和培養內容不重視，中國要實現真正的崛起，難度是很大的。
什么是精英
精英，或者稱戰略性人才，是個很值得討論的題目。這里首先需要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精英？精英，一定是有所擔當的人，有社會責任感的人，而絕不能是蠅營狗茍之輩。真正的精英，他身上一定帶有一些利他的東西，不是完全為了自己。這是精英的一個必備條件。
以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領域的情況為例來做具體的說明，哈爾伯斯坦的《出類拔萃之輩》、艾薩克森和托馬斯的《美國智囊六人傳》，以及詹姆斯·曼的《布什戰爭內閣史》等傳記作品。這些書中對艾奇遜、哈里曼、凱南、麥克羅伊、洛維特、邦迪兄弟、麥克納馬拉、羅斯托、拉姆斯菲爾德、鮑威爾、賴斯、沃爾福威茨、阿米蒂奇等美國外交和國家安全界精英的成長及活動，有惟妙惟肖的描寫，有助于增加我們對美國精英養成方式的感性認識。掩卷之余，你可以對書中人物做出或褒或貶的評價，但你一般不會否認，這是一批有理想、有追求、有能力并且關心公共事務的精英，美國這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為他們所引領。
叱咤風云的美國前國務卿賴斯
美國培養精英的一個重要理念：尚武精神與體育運動
具體到精英的培養，大學里面的培養機制還是比較關鍵的。當然我們不否認有草根出身的英雄，而且國人還經常說，英雄莫問來路。但社會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應該說大部分人才還是經過大學的正規教育訓練出來的。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十分復雜，不像我們那樣有一個統一的體制。從精英大學到普通大學，從研究性大學到小型的文理學院，從州立大學到私立大學，各種類型，應有盡有。不管是什么樣的大學，從學生錄取方面來看，美國比我們更重視學生的綜合素質和發展潛力。除了SAT、GRE和GMAT這樣的標準化考試之外，推薦信、研究計劃、習作、課外活動等也都是很重要的指標，這無疑有助于引導和鼓勵學生全面發展。
騎自行車的小布什，體育運動愛好在美國高官中相當普及
中國從小學就開始教育要德、智、體全面發展，但遺憾的是沒有落到實處。就拿體育來說，正如中國留美學者薛涌所觀察到的，美國精英層中運動員出身或者喜愛體育運動的人高得不成比例。他們在大學時代往往喜歡參加各種體育項目，如橄欖球、棒球、籃球、皮劃艇等。參加體育運動，在激烈的競爭中使你的體力達到極限，這有助于一系列優秀品質的培養，如全力以赴、堅忍不拔、公平競爭、團隊精神、尊重規則、強身健體，等等，而且還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者，為未來的事業編制人脈。在美國大學里，學生的領導能力常常是通過參加某某運動隊和某某社團的活動來體現的。光是悶頭學習，即使成績再好，可能也不為人看重。
小布什的身體強壯，當總統時公務再繁忙，也要擠時間騎山地車和跑3英里。還有拉姆斯菲爾德，上大學時是普林斯頓摔跤隊的，要不是因為肩傷，本來可以入選美國的奧運代表隊。前總統福特，原來是密歇根大學橄欖球隊的，水平之高幾乎可以當職業運動員，但后來他選擇去了耶魯，畢業后開始從政。賴斯年輕的時候練花樣滑冰，據說具備專業水準。其他例子還有許多，美國精英對體育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傳說中賴斯年輕時學習花樣滑冰的照片
體育運動、強健的體魄與尚武精神是密切聯系的。西方自古希臘以來便有一種尚武的傳統，當代美國也繼承了這一傳統，并成為其培養精英的一個重要理念。尚武精神在當代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重視體育。而在中國方面，長期以來則是尚文輕武的傳統占上風。歷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早就提出過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是“無兵的文化”。春秋戰國的時候，還是貴族在打仗。從那以后，兵的文化就日漸弱化，好男不當兵的觀念流傳甚廣，這與西方的情況大相徑庭。
美國戰略精英的培養機制
1.耶魯大學的大戰略研究：閱讀經典、海外游歷與現實關懷
耶魯大學的大戰略研究以歷史路徑為主。冷戰史名家約翰·加迪斯教授和曾撰寫過《大國的興衰》的名教授保羅·肯尼迪，都非常重視通過研究歷史來探究戰略。他們在耶魯大學設立的大戰略研究項目，大致分為閱讀經典、海外旅行和當代重大問題討論三個板塊。學生進入到這個項目后，春季學期被用來大量閱讀經典著作，讀修昔底德，讀孫子，讀馬基雅維利、伊麗莎白二世、美國的開國元勛、康德、梅特涅、克勞塞維茨、林肯、俾斯麥、威爾遜、丘吉爾、兩個羅斯福（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凱南、基辛格等人的著作。培養戰略精英，不了解過去偉大的思想怎么行？不研究戰略思想發展史怎么行？
耶魯大戰略研究班的一次集體討論，未來的國家決策者們通過辯論與他人交流知識
夏季小學期學生們被安排到海外旅行。耶魯特別鼓勵學生到世界各地去游歷，主要不是看那些名勝古跡，而是到那些普通觀光者不怎么去的地方，比如說，你可以沿著古代的絲綢之路去看看今日的輸油管道；你可以先到圣彼得堡學一個月俄語，然后花兩個月時間途經西伯利亞回國；你可以到敘利亞、埃及去學阿拉伯語；你可以去中國那些外國人平常不怎么去的地方，了解一下中國的風土人情。這有點像田野調查。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海外經歷，一方面使學生增加對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了解，另一方面把他們置于一種自己不熟悉的、帶有挑戰性的環境中去磨練他們的意志，增加他們的自信心。
回來之后，在秋季學期開始時討論美國所面臨的當代重大問題。這時候學生要讀亨廷頓、福山、扎卡里亞這些人的著作，然后讓他們分組進行辯論，假定自己擔任國家公職，肩負著重要的職責，你要指出現在美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美國到底要維護什么？美國的最大威脅是什么？然后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說服同學、說服教師來接受你的觀點。可以想見，這一年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訓練，對培育學生的戰略素養將是很有幫助的。
2.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走科學技術與跨學科研究之路
美國海軍預備役軍官團的一次課程，相當于中國的國防生制度，但是歷史更悠久，制度更健全
斯坦福大學集中搞戰略研究的地方，是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該中心的突出特點是重視科技與戰略研究的關系，開展真正的跨學科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分成兩大撥兒，一撥兒人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包括核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研究導彈的等等；另一撥兒人則是搞人文社會科學的，包括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這兩撥兒人整天在一個屋檐下搞研究。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如果要提出一項政策，那么該政策在技術上的可行性如何，將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而對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來說，他們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識、在政策的敏感性等方面可能就稍微欠缺一些。一項政策的歷史變遷、在法律上如何操作、如何將技術上的可能性轉化成政策，這些問題，他們不太擅長，因此也就需要由一些搞人文社科的來幫助，來協調。兩邊一搭伙兒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
中心的跨學科研究取向也體現在中心的教育功能上。中心為斯坦福大學的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有“軍事技術與國家安全”、“核武器國際史”，以及通過模擬來解決國際危機的課程，走的都是技術與戰略研究的結合之路。中心還設立了一個本科生國際安全輔修項目，從斯坦福不同專業但都對國際安全問題感興趣的本科生中選拔優秀者參加，集中學習一年課程，包括實習和撰寫有政策意義的研究論文。另外，中心還設立獎學金，將全美名校中從事國際安全問題研究的有前途的年輕人吸收到中心的博士后和博士前項目中，讓他們與中心的研究人員密切互動，從而將研究和教學很好地結合起來。
斯坦福的這套做法，對國內的戰略研究來說很有借鑒意義。北大在國內也算是頂尖大學，但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幾乎看不到類似斯坦福那樣真正的跨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機構。不同領域的專家很少有機會能坐下來一塊兒交流、討論、合作攻關。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兩年多前成立了一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打算在這個方面做一點努力，但未來的路很長。無論是在觀念意識方面還是組織架構方面，中國的跨學科戰略研究與美國相比，都還有很大差距。
3.哈佛的戰略研究：重決策過程與案例研究
哈佛大學的國際事務研究中心
哈佛的戰略研究分好幾個單位，一個單位是哈佛國際事務研究中心，“文明沖突論”的提出者亨廷頓曾長期擔任這個中心的主任；基辛格出道之前也在這兒。后來在該中心下又成立一個奧林戰略研究所。在過去近20年中，奧林國家安全項目通過為美國國家安全領域優秀的年輕學者（包括博士待位人、博士后和高等院校的年輕教員，每年10人左右）提供獎學金的方式，為美國的國際戰略研究界培養了很多人才。這些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圈子。
哈佛的肯尼迪學院在戰略研究領域是后起之秀
目前來看，在哈佛的戰略研究中，更為活躍的是設立較晚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從1960年代起，在政治學家諾伊斯塔特，外交史學家歐內斯特·梅，以及他們的學生、現任肯尼迪政府學院名譽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持續努力下，發展了一條從案例和決策過程入手來研究國際戰略的路徑。艾利森以古巴導彈危機為例所歸納出的三種決策模式，便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范例。在長期關注決策和案例的基礎上，肯尼迪學院開設了各種高級別的戰略培訓班，與政府部門合作，培養各類戰略研究人才。
4.麻省理工學院的安全研究項目：與軍方密切合作
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安全研究項目（Security Studies Program，簡稱SSP項目）在美國大學的安全研究領域中是名列前茅的。該項目的前身是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在冷戰時期主要做宣傳戰、心理戰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研究，后來研究重點轉向軍控和蘇聯軍事等領域。MIT是一個以工科為主的學校。給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它跟軍方的關系特別密切，好多大實驗室的研發依靠的都是軍工項目。MIT安全項目的規模在美國大學中大概是數一數二的，為美國培養了不少高水平的戰略研究人才。在這里只簡單介紹一下它獨特的“軍事研究員”(military fellow)制度。
所謂軍事研究員制度，就是MIT跟美國軍方簽訂協議，接受來自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現役校級軍官到SSP項目做一年訪問學者。他們可以參加SSP項目的所有課程與活動，一年訪問結束后，從其所在軍種的院校取得學分。我們知道，軍事人員有自己的專業知識，他們到MIT來，可以給這里從事戰略問題研究的師生傳授很多軍事知識，彌補他們知識結構上的欠缺。另一方面，軍事研究員們也可以充分利用大學的智力資源，在開闊自己視野的同時，把那些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遇到的難題提供給專家學者們研究討論，尋找答案。這對雙方都大有好處。搞戰略研究的，軍事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如果對戰役、戰術這類東西完全不了解，上來就談戰略，其實是相當困難的。
5.哥倫比亞大學的軍事行動與戰略分析研討班
哥倫比亞大學的戰略研究與教學也非常重視軍事。哥倫比亞大學有個戰爭與和平研究所，它主辦的一個名為“軍事行動與戰略分析”的暑期研討班（Summer Workshopon Analysis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trategy，簡稱SWAMOS)每年夏季開班，主要講授和討論軍事及戰略問題。暑期班的學員，一部分是研究安全問題的博士生，另一部分是在大學中從事國際安全教學與研究的年輕教員，每期學員大約有20人，時間大概是三個星期左右。研討班的講師基本上是全美這個領域中最好的專家，有大學教授，有智庫中的研究人員，還有政府部門中的相關人士。講授的內容包括戰略思想、陸?？哲姷幕局R、軍事預算、常規戰爭、反叛亂戰爭、核戰略等。每天上午上三個小時的課，中間休息15分鐘，下午分組討論兩小時，然后是師生自由交流和體育活動，晚上再安排看戰爭片，看完之后還要討論各種戰略戰術和戰爭倫理問題。去參加研究班之前，已經被要求先完成1000頁左右的閱讀量，材料寄到家。研討班開班后，每天要看個七八十頁材料。這樣三個星期下來，等于上了一門本科生、一門研究生的課程。
哥倫比亞大學的“軍事行動與戰略分析”暑期研討班課堂
通過考察上述這幾所大學的戰略精英培養機制，可以使我們認識到美國在培養自己的戰略精英方面是多么地不遺余力而又行之有道。相比之下，中國的精英培養機制卻存在著種種不足。許多口號都飄在空中，落不到實處，形不成真正的生產力。最重要的是，人的精氣神，無論是在精英層次還是民眾層次，都做得遠遠不如歐美。 (本文來源：網易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