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后，當后來人從故紙堆里尋找中國的企業文化發展的痕跡時，有兩個名字和一個詞是無法回避的：任正非、華為和“狼文化”。
也許只有到多少年后，關于任正非提出的“狼文化”對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才可能會有一個客觀的評價。
任正非留給后人的文化產品肯定不僅僅是狼文化。他的《我的父親母親》、《北國之春》、《華為的冬天》等飽含感情和思辯的文章一定不僅僅是我們這代人爭相傳閱的，后來的研究者也許只能從這些文章中尋找任正非的性格、人品、經歷的蛛絲馬跡，因為任正非說過：這輩子都不會出自傳和回憶錄之類的文字。我相信他。
任正非是一個讓很多中國企業家、中國人敬佩甚至崇拜的人。在一個時期讓國人敬佩或崇拜并不是什么難事：社會、媒體炒作出的“唯富論”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讓一切富人都成為大家追捧的對象，一個又一個沒有根據的富豪榜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有根有據的慈善榜、納稅榜、社會責任榜。但是，讓象楊元慶、郭為、周鴻一這樣眾多知名的、性格迥異的企業家敬佩，在這個時代可能只有任正非。
我自己是在讀到《我的父親母親》時對任正非產生敬佩之情的。在一個寒冷的深夜里，失去父親不久的我坐在空蕩的辦公室里讀到了這篇文章，還沒讀完就發現自己已是淚流滿面。以后就很是關注華為和任正非，注意到了他提到的“狼性”，并且發現楊元慶這樣的企業家對他提出的狼文化的頂禮膜拜。坦率地說，在一段時間內我很難把我讀《我的父親母親》時對任正非的想象和提倡狼性的任正非統一起來，也有些弄不明白他被眾多企業家敬佩的真正原因。在利潤微薄、競爭激烈的PC行業里打拼的楊元慶對任的崇拜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象周鴻一這樣的靠技術和聰明起家的、性格鮮明得有點張揚的企業家為什么也獲佩任正非呢？
不僅僅在中國，任正非在世界企業界也享有廣泛的聲譽。2005年，任正非的名字與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等全球IT名人的名字一起出現在了美國 《時代周刊》評選的“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的名單上。從創立華為到帶領它進入國際舞臺，任正非一直以一個戰略家的姿態導演著一個中國企業的驕傲。
客觀地說，任正非的性格和思想決不是“狼性”就能概括的，他和他的華為的文化也不僅僅是“狼文化”。他脾氣暴躁，但為人真誠，強調社會責任，也提倡和諧，重視情感，主張反思。他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也是在不斷完善，與時俱進。
但是，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最強調的無疑是“狼性”。由于他的強調，這種狼性被深深地印在華為所有員工的心里，并成為華為的標志文化；而由于“狼華為”的成功，“狼性”迅速成為中國企業乃至中國社會熱捧和仿效的文化和觀念。盡管從2000年以后，任正非已很少再提狼性，華為也經歷著狼文化后遺癥的痛苦折磨，但狼文化的影響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現象可比。
狼行天下，自任正非始，自華為始。
2005年底，也是中國大多數地區的冬天，我來到了深圳。不過深圳這個南方海濱城市是沒有冬天的。穿著單衣，和朋友走在深南大道上，不知怎么就談到了華為，談到了任正非，談到了《華為的冬天》。我們試圖伸出手，抓住華為的點點印象。
第一個印象是關于任正非的。即使是千百年后，無論華為已經消失還是更加強大，人們都不會不承認，軍人出身的任正非用2萬元起家創造了后來名震中外的華為，從行為上為他提出的中華有為作了很好的注腳。
第二個印象還是關于任正非的。企業創始人的主張和行為是企業文化的初始，這些行為和主張一旦被企業員工普遍認同并效仿和執行，企業文化就初具雛形了。而狼性也就這樣升華為狼文化，成為華為文化的核心，也是華為成功的根本原因。最初，任正非說，所謂“狼性”，就是“哪兒有肉，隔老遠就能嗅到，一旦嗅到肉味就奮不顧身”。后來任正非把狼的優點總結為三條：一是敏銳的嗅覺，二是不屈不撓、奮不顧身的進攻精神，三是群體奮斗。但我一直覺得，“嗅到肉味就奮不顧身”才是狼的本性，也是初創期乃致很長時期華為文化的真正含義。任正非曾對員工說：“為了這公司，你看我這身體，什么糖尿病、高血壓、頸椎病都有了，你們身體這么好，還不好好干？”
和狼一樣，任正非的奮不顧身是有方法的。《華為真相》曾較詳細地記述了 華為最初利用利益均沾原則搶奪市場的過程和一些經典事例。利益均沾成為華為籠絡客戶、攻城掠地的利器。正是通過利益均沾，華為拿下了本被國外同行完全占領的國內一個又一個電信市場，被有些媒體稱為用三流的產品賣出了一流的市場。盡管我不認同華為的產品是三流這一說，畢竟電信產品不同于一般產品，質量太差是會導致系統癱瘓的，中國各地的電信部門主管是不會冒這個險的。但在這一原則被廣泛宣傳的時候，我一直覺得華為的這一行為應該不是什么陽光行為，因為它讓人想到一個詞：行賄受賄。（后來華為進軍海外時，好象有國家就華為是否行賄進行過調察。）
和狼一樣，能夠讓眾狼奮不顧身也是有方法的，這種方法同樣是利益均沾，不過是狼群內部的利益均沾。“頭狼”任正非是個大氣舍得的人，在華為工作的“狼”們的經濟收入遠遠高于業內水平，高得連這些“狼”自己都吃驚：一名在華為工作過兩年的員工離開華為后，華為分給他十多萬的股金，他在吃驚的同時開始后悔離職的輕率。正是為了狼群的利益和狼自已的利益，華為的“狼們”甘心做一頭狼，真正做一頭狼，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在那樣一個溫暖的冬日里，我們更愿意相信，利益至上一定不是人性十足的任正非的本意，提倡狼性也沒有改掉任正非自己的人性。但是，利益至上的實際被執行卻改變了華為眾多“狼”的本性。于是，就有了我們的第三個印象：任正非和華為提倡的狼性一定會讓華為自食其果，因為人如果成為了狼，一定是得了病，“返動物病”。有病就會危害自己的身體。如果有病不治，一定會發展成大病，會導致死掉，而不僅僅是什么冬天或春天的問題。
返狼癥，早晚要爆發。
在2005年的那個冬天，與溫暖的深圳相隔千里之外的北京正是風雪肆虐。在這里，“返狼病”已經發作，不過發作主體不是華為，而是人稱“小華為”的港灣科技公司。而讓港灣發生病變直至死亡的推動器正是港灣的“父親”——華為。
稱華為為港灣的“父親”不是信口開河。港灣的創始人李一男曾是華為的“二把手”，被認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華為人稱任正非待李一男象父親對待兒子。當年李一男按華為的規矩帶著一批重要員工提出內部創業（內部創業本是華為安置老員工的一種手段），并用結算股權換來的一千多萬元設備在北京創辦了港灣。 最初銷售華為的產品，后來開始與華為展開了同業競爭。深諳狼道的李一男同樣利用狼性迅速立足，在某些設備上的市場份額已逼近華為，業內外人士普遍看好港灣的未來，稱之為中國下一個華為，受到了眾多風險投資的青睞。
李一男的離開讓任正非痛心疾首，李一男以暗渡陳倉的方式帶走核心員工的行為更是讓任正非憤怒。據報道，李一男走得卻是異常的堅決和無情。我一直覺得愛反思的任正非在2000年不再在企業里提狼性，跟李一男的出走不無相關，甚至可以說正是李一男的出走讓他看到了狼文化帶給企業的后遺癥。
李一男離開最初幾年，盡管毫不掩飾地擴張和與華為搶食，任正非似乎并不在意，這也正是任正非人性和父性的體現。但隨著港灣的漸成氣候，吸引了大量資金并開始與西門子等國外廠商合作，直接威脅到華為的時候，任正非的狼性也再一次爆發。華為成立專門的“打港辦”：只要港灣的單，華為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搶到手。同時，華為通過系列手段破壞港灣與其他國外廠商的合作，在港灣走投無路要賣給西門子等公司時，華為同樣讓已經板上訂釘的交易泡湯。
2006年，春暖花開的時節里傳出了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驚人消息：華為收購了港灣全部資產。港灣與華為的爭斗以華為的全勝而告終。在傳說港灣員工被華為就地解聘的時候，很多人更熱衷猜測李一男是否會重新回到華為，甚至是否有接任正非的班的可能。有朋友跟我說，這種收購更象是勝利者的故作姿態，因為此時的港灣已被華為打壓得沒有什么真正的值得收購的價值了。不過，我更愿意相信這是華為人性艱難復蘇的行為表現。
港灣的失敗在我看來簡單得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狼群在擴張中，新的頭狼帶領著自己的隊伍義無反顧地另建狼群，與老狼群爭奪地盤和食物，被老狼群毫不留情地消滅。這實際上是狼文化導致失敗的典型案例，可惜的是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
“小華為”夭折了！
從港灣誕生的那一刻起，華為與港灣的恩怨就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事實上，在很長的時間，低調的華為被人和媒體提起不是它的企業管理或企業擴張，而是與它有關的官司，如果從戰爭的角度來理解，這些官司就是一個個的戰斗。 “由于戰爭式的市場手段屢試不爽，戰爭意識滲入人心，沉淀下來，就成了華為企業文化的基因之一。”（《華為真相》）文化的表現形式是行為。這種行為一 方面表現為華為培養出的強壯有力的雄狼已不安于在老狼群里安心地留守，選擇出走并在必要時與老東家大打出手，甚至對簿公堂。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華為訴員工、原員工訴華為的事件接二連三，每一件都透露著狼群相斗的血腥。另一方面，華為對外不擇手段的擴大方式和咄咄逼人的進攻氣勢讓業內同行不可忍受，并發起強有力的反擊。
這其中震驚業界的是2003年1月24日思科對華為科技提出的起訴。思科指控這家華為非法復制其操作軟件。更讓華為想不到的是不到2個月后，華為一名前雇員聲稱華為所生產的軟件和思科的產品甚至連瑕疵處都一樣。
起訴正是源于華為在美國的狼式擴張。2002年，華為在美國的一些主流和專業媒體上刊登了極具攻擊性的廣告——“他們唯一的不同是價格”，圖案背景是舊金山金門大橋。眾所周知，思科公司的標志就是金門大橋。華為的產品直接與思科競爭，而且價格低30%左右。惱怒的思科制定了一個“打擊華為”的計劃，但收效甚微。華為不僅僅用非常手段在思科的眼皮底下搶奪客戶，還與思科的合作伙伴如EDS等公司談合作，并且與思科的第一代競爭對手3Com公司就成立合資公司緊密接觸。
最終，這場訴訟以雙方和解且和解協議保密的結果結束。這個結果被外界看作是華為的勝利。但也有分析家指出，正是華為的咄咄逼人的氣勢才導致了這場國際訴論。
我一直不明白，任正非曾清楚明白地說過，“我認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 （《華為的冬天》）但為什么在華為的擴張事實中，華為卻一而再再而三的把同行和對手們刺痛，不僅痛，還讓人屈辱和難受。狼的本性嗎？
華為的強勢讓海外很多國家和企業敬而遠之。2005年，華為欲以優越的條件收購英國電信巨頭馬可尼，但在英國政府干預下，以失敗告終，同樣，印度內閣安全委員會也以影響國家安全為由,拒絕批準華為在印度投資建廠的要求。一系列的正常商業活動都因遭遇不公平貿易待遇而夭折。
狼群并不總是勝利者。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我一直很懷疑靠聞血腥尋找食物的狼群是否具備長遠思考的能力。無疑，任正非是有這種能力的，他寫華為的冬天的時候，華為還遠沒到無食可尋的地步。 但任正非沒有想到的是，在國內，一塊更大的蛋糕——3G牌照的下發卻因為種種原因遲遲難以下發，這讓在國內豪賭3G的華為損失慘重。更讓任正非想不到的是，這種種原因里最讓政府擺不平的一環可能正是它提倡的利益均沾原則惹下的禍根。
除了國內外的3G標準廠商和中國電信運營商，華為無疑是等待3G牌照下發最苦的企業。對這塊過于巨大的商機的嗅覺讓華為狼奮不顧身地撲了上去，甚至在對小靈通這樣的新商機時也失去了狼性的本能感知。但就在每年損失數億甚至數十億元的研發費用后，等到的卻是信產部發言人的話：3G在中國沒有時間表。
3G牌照在中國的下發可謂一波三折。信產部的態度情有可原。應該說，當初華為等本土電信廠商的崛起跟國家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政府希望發展民族工業，一定要在一些重要行業扶植自己的企業。事實是如果沒有政府在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華為即使再有狼性，可能也死過幾回了。這一回，政府支持的是本土企業大唐的3G標準——TD-SCDMA。
大唐沒有任正非。如今的電信市場也與上世紀8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華為的利益均沾原則是一個沒有含金量的偽文化行為，一學就會。唯一需要比拼的是誰更有經濟的實力。因此，在很多媒體把3G遲遲不能上馬的原因歸結于TD-SCDMA的技術障礙時，網絡上早有人將之歸結于利益與責任的博弈。
除了大唐之外，還有兩大標準WCDMA和 CDMA2000的擁有有和支持者——國外眾多實力廠商對中國3G市場虎視眈眈。2006年初，電信專家李進良發表了一篇驚人之文：中國的3G應該只推行TD-SCDMA一種標準。消息一出，網上議論紛紛，叫好一片。在眾多的叫好聲中，我看到了一則留言，大意是說李教授太天真了，國外廠商的“利益均沾公關原則”早已讓TD-SCDMA處于不利的位置，很多運營商都在秘密建造自己的3G試運營網絡，而這些網絡沒有一個是基于TD-SCDMA標準的。甚至更有所謂的爆料者稱，一些國外廠商在香港成立了專門的針對中國3G運營的公關公司，公關費用高達十幾億美元。
我向來不大相信網上的流言。但也時也想，華為干得，國外廠商為什么干不得？華為的利益均沾到底是成就了華為，還是害了中國的通信業？
3G的運用，有一個不能回避的企業群體：電信運營商。
透過華為的風光，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的通信業真正的市場主角還是運營 商。
電信運營商與中國的交通運輸行業、地產業、教育和醫療部門一起在經濟上為國家作出大量貢獻的同時，也因其壟斷的地位而成為公眾詬病的對象。這其中，電信運營商是地地道道的國企，而且是較早市場化的國企。
我一直不贊同“國企沒有企業文化”這一說法。從五十年代起，中國的重工業靠的就是團結、拼搏的精神做起來的，這種精神和行為就是我們最寶貴的企業文化。當時的國企并沒有寫在墻上的系統的文化理念和文化體系，有的只是鼓舞斗志的標語（這也是企業文化的一種體現）。鐵人王進喜這樣的英雄和勞模就是中國國企企業文化在員工身上的具體表現。我一直驚嘆于那個時代的企業文化建設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的直接表現是我們的父輩們，在他們的一生里，單位利益永遠高于個人利益，奉獻和拼搏是他們永遠的品質。
可惜的是，這種文化已經淡化甚至消亡。
一種企業文化的產生和消失都是有它的社會根源的。我不認為傳統國企的優良文化是有意識的建立起來的。那時候還沒有企業文化這一說。但那時的社會文化都是團結奮斗，社會行為都是拼搏奉獻，企業的文化自然也就與時代相適應，相吻合。當社會都在強調個體利益時，利益文化當然會大行其道，影響到企業文化。
這種利益文化也在影響電信運營商。第一次電信分拆后，電信運營商之間市場爭奪戰就一直沒有停過。盡管都是國企，但為了各自的地盤和利益，它們不斷地給用戶讓利，用更優惠的價格吸引客戶。中國的通信價格正因為這種讓利大幅下降，電信產業正因為這種下降而大步發展。“讓利行為”成為電信運營商們對外關系的真正文化體現。
但也僅僅是讓利。
中國的經濟市場化二十年后的今天，講企業文化是一種時髦和潮流。而聚集了大量人才和資金的中國電信運營商們都有一套完整的書面的企業文化，以與它們的身份匹配。我能記住的是中國移動通信的“溝通從心開始”，中國聯通的“四為”（為客戶、為股東、為員工、為社會），中國電信的“以人為本，文明祥和”。
為了建成這些文化，這些企業確實在進行一系列的文化建設活動。印象中，中國網通在2005年決定要將企業文化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和重要工作全面啟 動，而中國電信從2004年就推出了中國電信企業文化建設三年規劃。
如果我說，書面體系和文化運動的作用甚微，肯定招來一片罵聲。但在國企，事實就是如此。盡管每個電信運營商都提出“追求客戶滿意”是企業的經營宗旨，但客戶對電信運營商的不滿意依然一直雄駐在每年的消協投訴或服務滿意度調查的前列。服務意識差，不做真正到位的服務，這些讓電信運營商的文化建設成為空談，文化體系成為空文。
電信運營商的主角地位讓它們一方面可以不在乎百姓的抱怨，另一方面可以在家坐等持利益均沾的國內外的華為們送上門來。于是，和華為一樣，戰爭成了電信運營商之間的主題。在一次采訪中，有一個做網絡的朋友告訴我，除了發動降價促銷這些市場上看得熱鬧的戰爭外，電信商的另一隱性戰爭形式是制造障礙，增加壁壘，讓本來簡單的運營商之間的合作變得困難和復雜，客戶如果需要同時使用不同電信運營商的服務，就要多花費成本。
而另外的人告訴我，電信運營的利潤依然高得驚人。
作為國家的經濟支柱之一，我寧愿相信電信運營商們有意識地建設企業文化不僅僅是形式，我更愿意相信它們會以社會責任為己任，那么3G的應用不再會遙遙無期。
華為，和我們一起祈禱吧！
狼來了。狼來了。狼真的來了。
華為成功后，一個成功企業的所謂企業文化在對成功如饑似渴的中國人心中和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開來。在短短的時間內，任正非的土狼文化不僅僅迅速走紅，而且迅速發展成為狼崇拜。
任正非和他的華為不僅僅依靠狼性文化創造了華為的輝煌，也造就了狼文化的輝煌。這反應出企業文化畢竟不等同社會文化，不僅僅被社會文化左右。
也許是歷史的機緣巧合，在華為取得成功、任正非倡導的狼文化被廣為傳頌后不久，一本叫做《狼圖騰》的小說巧合而適時地面世并迅速走紅，創下銷售奇跡。而推崇這本書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文學評論家和文學愛好者，而是企業家。一些企業大量采購此書，發給員工學習。連我自己也曾買過一批《狼圖騰》作為給企業文化比賽優勝員工的獎品。
《狼圖騰》的作者姜戎是個和任正非一樣低調的人。即使在《狼圖騰》火爆 全國之際，他也不象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主講們一樣到處簽名售書。我的一個朋友的父母都是那個時代在內蒙當的兵，據說和姜戎是一個師的戰友。不過他們對狼的認訓和感情好象沒有那么深。我曾特意地詢問，那時候內蒙草原上的人們是不是以狼為圖騰，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當然，現在的內蒙更不以狼為圖騰了，起碼到《狼圖騰》紅火之前。
姜戎不是一個企業家，從事的工作也與企業無關。他自己寫這本書時應該不會想到該書會成為管理界的圭臬吧。在讀過該書后，我很懷疑姜戎是要做在人間制造一種狼文化。該書里草原的命運、狼的悲慘結局、人的精神狀態的轉變更像是為現在的和諧社會理論作的反面注腳。
經者見經，道者見道。請原諒我的愚鈍。
據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負責人介紹，《狼圖騰》的問世也是一波三折。該書的大紅大紫也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驚喜。
《狼圖騰》之后，對于狼的造神運動風起云涌。《狼道》、《狼魂》、《酷狼》、《像狼一樣思考》等紛紛出籠，甚至還有人煞有介事地根據狼的攻擊特性仿照總結出了〈狼子兵法〉，聲稱其思想性不亞于〈孫子兵法〉。最典型是一本叫做《企業的狼性》的書，對于企業如何學習狼進行了系統總結。該書把任正非總結的狼的三大特征作為推崇的主旨，強調中國企業要象狼一樣富有進攻性。
除了任正非外的不少中國企業家也開始對狼情有獨鐘。在企業家們看來，狼文化的出現對于正處于發展期的中國企業無疑是雪中送炭、天降良方。很多品牌都以狼為名，七匹狼，紅七匹狼，與狼共舞……不一而足。據說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對狼也非常推崇，聯想總裁楊元慶則一直強調要“如狼似虎”。一時間，狼赫然成為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企業和企業家的圖騰。
整個中國狼聲一片，滿地尋狼，人人學狼。
在中國歷史上，狼從來都不是正面形象，更談不上有什么狼圖騰或狼崇拜了。
朋友給我傳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狼的處世哲學”。文章列舉了狼的十大處世哲學：一是臥薪嘗膽，不會為了所謂的尊嚴攻擊比自己強大的東西；二是眾狼一心，群而攻之比自己強大的東西；三是自知之名，盡管很想當獸王，但知道自己是狼不是老虎，四是順水行舟，知道如何用最小的代價換回最大的回報；五是同進同退；六是表里如一：狼也很想當一個善良的動物，但狼知道自己的胃里 只能消化肉；七是知已知彼，尊重對手；八是狼亦鐘情，公狼在母狼懷孕時受保護母狼而不是去花天酒地；九是授狼以漁，在小狼成長起來后就離開它。因為狼知道，如果做不成狼，就只會變成羊；十是自由可貴，不會為了嗟來之食向主人搖頭擺尾，因為狼知道，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沒傲骨。
看完這段文字，你笑了嗎？這就是所謂的狼文化在公開的能見得人的公眾場合的優秀文化。我在笑掉大牙的同時也感到了極度極度的悲哀。這哪是在說狼呀，明明是在說圣人。把人的理想和優點強加給狼這是狼的不幸還是人的不幸？
狼文化中被大力宣揚的文化要素并不是狼性，而是真正符合人性道德的要素。
人性為什么硬要被說成狼性？為什么選擇狼作為人的替代品？
想了很久的問題在一次聊天時被朋友輕松化解：宣傳這些優點和大多數國企的企業文化一樣，是展現給公眾看的，是為在暗地里實施真正的狼性和狼的行為樹起正大光明的幌子！
這樣想時，不禁自問：狼文化真的是推崇狼嗎？
我一時無語。很多國家的歷史上都有過“滅狼運動”，迅速地使狼成為瀕危物種。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把狼消滅完幾十年后，不得不從加拿大引進狼群，讓缺失的生物鏈重新完整。作為生物鏈中的普通的一環，為什么偏偏是狼成為人們消滅的對象？
我小的時候，村周圍是經常有狼出沒的。晚上一到天黑，父母就會叮嚀，在外面玩小心點，注意狼。
現在，狼早已在我們老家消失了，是人消滅的。從人消滅狼這個事實來看，人比狼聰明，比狼兇狠，比狼更為進化。因此，號召人和企業以狼為楷模、為榜樣、為崇拜對象，是不是就象號召人學習恐龍一樣可笑和悲哀？
“道義放兩邊，利字擺中間。”
這是一句歌詞，也是狼文化的注釋。
這種利字中間論可以很好的解釋為什么是首先企業家而不是別的人群發現并推崇狼文化。但這還不是全部。在分析華為的狼文化時，就有專家指出，任正非提出的狼的三個優點僅僅是寫在明處的，其實狼群還在寫在暗處的潛規則，這其中首先是頭狼的權威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任正非在華為說一不二，他在華 為有著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特別是人事權力。其次是對于內部管理的強硬，任正非用軍事化的鐵碗手段，來治理企業，管理員工。
于是，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切為了頭狼！
其實，自狼文化提出到現在，狼文化真正吸引企業家的是依然是任正非總結出的“哪兒有肉，隔老遠就能嗅到，一旦嗅到肉味就奮不顧身”。“奮不顧身”還是文學性的說法。狼文化的真正潛臺詞是提倡置對手于死地，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一切為了獸性的需要，任何規則都可以踐踏，任何事物都可破壞。
企業家們需要他們的員工象狼一樣為他們爭搶獵物，打敗對手，去斗爭，對外以“消滅”對手為目的，對內則以消除權力為目的的斗爭！
歸根到底，狼文化只是拿狼作幌子，宣揚卻是比狼性更兇殘的貪婪的人性。
比狼可怕的是人！
和“鐵人文化”的誕生是受社會文化的孕育一樣，狼文化同樣是社會文化的孩子。
任正非在提到企業實行狼文化的原因時，強調的就是社會競爭的殘酷現狀。不過我覺得良性的社會競爭是不會引發在自然界瀕臨滅絕的狼的貪婪和兇殘在人群中異樣復蘇。社會和政府片面地強調經濟至上，企業和個人一味地追求金錢至上的社會文化才是狼文化興起的根本原因。
幾年前，我曾對著兩個排行榜大發感嘆，一個是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一個是國內一個媒體的社會責任企業家榜。讓我感嘆的是富豪榜前20位很少在社會責任企業家榜也同樣有名。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納稅前幾位的企業家里沒有排名靠前的富豪，而這些富豪的企業也同樣不在納稅最多的企業行列。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真正被社會熱炒、被人狂追的是各種排名里的富豪，盡管排名榜在一段時間里因上榜富豪因違法被逮捕的案件大量發生被稱為“落馬榜”，盡管很多富豪都指統計和排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胡亂計算。這種對富豪榜的追捧反映的正是社會的心態。
平心而論，崇富并沒有錯。不過如果只崇拜富的結果，不管富的過程，社會和個人的心態就會被扭曲。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代富人興起時，“原罪”這個概念就被提出。原罪最早是指企業或個人利用不正當的、違法違規的手段取得發跡的行為。但隨著社會和政府的規范，這種原罪逐漸被一種新原罪替代，那就是 “道德原罪”：化工企業靠毀壞一地的環境聚斂錢財，游戲和網絡商以誤導青少年發家致富，聊天軟件商以傳播色情聚集人氣，而象華為一樣的企業以利益均沾和打壓同行而崛起……
狼文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這樣一種道德原罪文化。
但是，當一位位企業家變成一只只頭狼，一個個企業變成一個個狼群時，我們的社會開始處處充滿危險。
在一個上午，朋友從網上傳來一篇名叫“我們的生活”的文配畫，說是在網絡上廣為流。文字是這樣的：
“一早起床，我們全家人都用「高露潔」致癌牙膏刷牙。給兒子沖一瓶「碘超標」的雀巢奶粉，兒子比他鄉下的表妹幸運，那娃喝的是大頭奶粉！我自己和孩子他媽喝杯過期的光明牛奶！吃幾個超標面粉做的饅頭，夾點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準備騎車上班，發現車被偷了！報警，警察說：你先來登個記，等什么時候我們碰巧發現了，給你打電話。算了，還是省省力氣做公交吧，坐車人真多，手機沒放好，不小心被一個小同志借過去了。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頓「蘇丹紅」炸毒雞。下午給朋友打電話，約她到新開的菜館吃頓「地溝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盤避孕藥催大的香辣鱔魚絲，一個牛肉毒粉絲，老板給上一杯重金屬超標100倍的碧螺春茶！再來一條 「孔雀石綠」的清蒸魚！下班回家做一鍋摻入白臘油大米的米飯。炒一盤「先灌敵敵畏、再打青霉素、或激素」催生出的白嫩鮮亮的豆芽！再來一份“敵敵畏”泡過的、蒼蠅都不敢叮的金華火腿當小菜。再喝點含甲醛的啤酒……這日子過的，安逸！躺在床上想起中秋節快到了，吩咐老婆記得買一盒發霉的月餅，盒一定要那種高濃度甲醛處理過的木盒。
咱老百姓的日子，跟萬惡的舊社會比，過的真是……，沒法說！”
我很佩服這些文圖的制作者。只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知道，文中的所有事例都是近段時間經媒體爆過光、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悲哀還是無奈？
沒有眼淚的苦笑有時更讓人心酸。
為了眼前的利益踐踏社會規則，我們很多企業的良心變成被利益熏黑的狼心。我們的商業社會因為對狼文化的崇拜而出現了空前的信用危機。
但這還不是全部。當整個社會狼性橫行，利益至上時，華為的狼文化后遺癥就變成了社會的綜合癥。世態的炎涼，人情的冷漠，人性的殘忍……把這些都歸 罪于狼文化是不客觀的，但狼文化起到的推波助瀾的作用應該是巨大的。
“拿了我的給我還回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2006年，一首奇怪的歌在中國大地任何角落唱響。當老人小孩都和年輕人一起一邊跳著高喊“嘻唰唰”的并且歡快地唱著這句歌詞時，人們一定沒有意識到狼性正在悄悄地襲擊我們，吞噬著我們的人性。
誰來拯救我們？我們拿什么來自救？
在國內，華為同樣與眾多的同行因針鋒相對而產生磨擦。這其中最激烈最持久的是華為的同城兄弟，中國電信行業的另一巨頭中興。
在中國眾多的企業中，中興的文化一度是我最為推崇的。技術出身的侯為貴強調中庸、和諧、自然、寬容，簡直是一個完美的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集成者和實踐者。而中興的文化也與侯為貴一脈相承。2002年初，去中興采訪時，對中興的文化有一個中興人可能不認同的評價：平淡是真。一切都那么自然。那個時候，中興是我在深圳采訪過的企業中唯一兩個給人有家的感覺的公司。他們稱自己的文化為“溫情文化”。
侯為貴曾自豪地說，如果說中興能給后人留下些什么的話，可能就是文化了。
而在中興發展起來后，他們也給自己的文化找到了動物圖騰——牛。
我對企業提倡的所謂“生物文化”很不以為然。人類應該學習生物身上體現出的優秀品質，但不應該建立各種各樣的“動物文化”，“生物文化”。人和獸最大的不同是人應該具備基本的道德和社會良知，而動物是靠本能活著。
盡管一個是牛，一個是狼，但二者都是動物，所以也就自然做了兄弟。人們說華為離不開中興，說中興離不開華為。2005年的冬天，我和朋友在深圳時也曾試圖梳理對中興的印象，但能說得出的事件卻是廖廖無幾，遠沒有華為那么熱鬧。唯一能想起的也就是中興與華為的斗爭。
社會和媒體對中興的關注度其實遠比華為低的多。同為低調的企業，為什么華為始終新聞不斷，而中興能收發自如？
華為的任正非、中興的侯為貴都是極少露面的人。2005年中央電視臺評選十大經濟年度人物，二個都進入侯選名單，最后侯入選。于是有幸見到了一個消瘦、沉穩的老頭。還是如傳說的那樣平靜和隨和。聯想到在網上見到的任正非的不加修飾的照片，覺得二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侯為貴的照片經常是帶有開心的笑容 的，而任正非則時時把憂慮和思考寫在臉上。
中興、華為都低調，但狼的低調刻意，牛的低調自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任正非對待媒體采用的也是狼的風格：抵制媒體，也嚴禁企業里的任何人接受媒體采訪，哪怕媒體抵毀華為，也不做辯解。而中興則真正做默默奮斗的老黃牛，不大肆宣揚自己，不制造新聞，但也不與媒體對抗。
中興名字的由來與華為的來歷是一致的，取中國興旺之意。一個為了中國興旺，一個為了中華有為，但二者現在卻都為了自己而大打出手。讓人想不到但又符合邏輯的是，這種打斗讓中興在逐步實現從牛到狼的轉變。
1998年，為了爭奪市場，華為搞了一紙“有利于華為”卻“而有損中興”的交換機產品比較書，并大量送給目標客戶。
隨后，中興以牙還牙，搞了一紙電源產品比較書，把中興比成了一朵花，四處發送。
華為的行為很符合狼道，中興的行為同樣非牛所能為。
斗爭就這樣開始了。
華為在河南把中興告上法庭；中興在河南反訴華為，并在長沙對華為提起訴訟。有意思的是幾場官司竟然是互有勝負。
華為進軍海外，中興緊隨其后。印度、中東、非洲……二者行影不離，市場嚴重重疊。經常是相互拆臺，以價格戰定勝負。
更為讓我這樣的人瞠目接舌的是，有在非洲工作的朋友陪著電信客戶來深圳華為，但他們一下飛機就被中興的人接走。朋友說，這樣的事多了。不過以前倒是華為強接中興的客戶多些，現在看來中興的學習能力還是很強的。
牛的野性被激發了。如果說，在開始，老黃牛是被狼拖著、逼著向狼轉型，那么到現在，狼性已植入中興融入中興了。
有人這樣評價華為和中興的官司：“侯為貴以和為貴，任正非是非不分。”我總覺得，這種評價有些牽強，更象是中興的擁蠆的編造。準確地說，1998年雙方打官司之前，華為并沒把中興放在眼里，二者也不在一個同一個層級上。而是在官司之后，“中”“華”才真正被放在了一起。“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如果用狼的行為方式打擊中興是任正非的本意的話，那么任正非在為李一男離去而后悔之后，這應該是他第二個要后悔和反思的。
但是，在翻閱華為、中興的斗爭資料時，我有時會有一個奇怪的想法，覺得兩者之間并不是真的象外界想象的那樣是你死我活的對手：正是有了二者在海外的共同發力，才有人把他們稱為“中華力量”。
那么，任正非是有意識地培養中興的狼性嗎？
中興，你甘心就這樣沉淪嗎？
深圳，看上去很美。
一如華為總部是一個美麗的公司，深圳也是一座美麗的城市。現代化是它們美麗的基調，綠色環繞是它們共同的動人之處。
華為誕生在深圳、狼性文化從深圳產生，這是有它的歷史根源的。
深圳是靠一個老人劃的一個圈興建和成長起來的。從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一批又一批人懷揣著淘金的夢想來到了深圳。在近二十年的時間里，深圳一直是中國年青人最向往的城市。那里有太多白手起家的奇跡，有太多迅速致富的神話。四面八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操著方言味十足的普通話，奔波在已建或在建的高樓大廈之間，為的只是一個夢想：掙錢。
1996年的冬天，我從羅湖口岸進入深圳市區。站在深圳進關的關口，看著排隊進關的車輛，看著車內面帶焦急的人群，不禁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民歌——《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妹妹呀實在難留。”如果把西口改為深圳，這首歌依然可以唱得那么凄美動聽。當初，喬貴發等山西商人走西口走出了一個影響全國的晉商，如今的年青人闖深圳，不僅僅闖出了王石、任正非、侯為貴……等一大批中國商界的領袖，也創造了TCL、華為、中興、萬科……等名噪一時的知名企業，同時把深圳從一個廣東沿海的小漁村建設成了一個沒有廣東氣息的現代化城市。
當一畝畝良田、一個個漁村被迅速地變為高樓大廈，當一群群外來人在這些高樓大廈間穿梭，當城市的生產總值以幾何速度增長，人們稱這種速度為“深圳速度”。這種速度日后作為深圳唯一的文化特征體現在所有的深圳人和深圳企業身上。
有人把深圳特區的成功稱為中國企業史上的意外事件。因為袁庚申請設立蛇口工業區時，中央高層似乎并沒有把它當成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但袁庚等人憑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靠土地出讓和優惠的政策，迅速形成 資本“凹地效應”。深圳自此開始了騰飛。
如果作一個簡單的對比，我們可以發現，“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理念與華為的“嗅到肉味就奮不顧身”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土地出讓和優惠的政策更類似華為的利益均沾。
可以為，華為的崛起正是深圳崛起的一個縮影。除了國家的扶持外，正是狼一樣的奮不顧身和利益均沾造就了深圳的迅速發展和繁榮。深圳人憑著自己的拼搏，為自己也為城市創造了財富。
但是，美麗的深圳卻不是深圳人的家園。
2002年底，一篇長達2萬字的文章在網上火熱的傳閱著，文章的題目叫《深圳，你被誰拋棄》。文章通過數列一系列事件和現象，表明深圳正在逐漸失去她的經濟地位，而為上海所取代。而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文章最后一部分——“深圳，今夜我把你拋棄”。這一部分有這樣的話：深圳是個年輕的移民城市，這些移民遠未形成對深圳的認同感。在日常生活中，深圳人的失落和迷茫更是顯而易見的，大家更愿意以原籍來表明自己是哪里人。”
其實，不僅僅是因為深圳的年輕。當初，大家懷揣著夢想瘋涌而至時，并不是來建設自己的家園的。“淘金”是深圳人永遠的主題。從這個角度，我更認為湯圣平在《走出華為》里的話：“深圳真正的危機、人們拋棄深圳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是個沒有安全感、沒有品位的城市，它最脆弱的軟肋是深圳沒有一個讓人們詩意地棲息的大地上的家園。華為也是。華為給員工提供了中國任何企業所無法給予的收入和成長機會，但是它卻忽視了最能喚起共鳴的人物元素：家園。”
一個個沒有歸屬感的人組成的城市是冷漠和悲哀的。一個朋友，山東大漢，在深圳闖蕩多年，建立自己的培訓咨詢公司，在當地有著廣泛的人脈。聊天時，他深有感觸的告訴我：深圳的人之間的交往很簡單，基于二個字：有用。這也印證我多年來的一個判斷：深圳人的親情和感情正在淡化。
《深圳，你被誰拋棄》也在告訴我們這個事實：“在生活與工作中，人與人之間人情味之缺乏使初來乍到的人無法忍受。……深圳人在宣布我的生活與你無關時，同時也承認你的生活與我無關，這種現代意識顯然很符合商業社會的需要，但在深圳表現出一種極端卻讓人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殘酷與冷漠……這就是深圳人對深圳的距離感，從上到下幾乎都存在。”
不知作者是否想到，當每一個人在公司都象華為員工那樣感覺到身邊有一只狼在隨時準備奪走他的位置時，當每一個人出外都奮不顧身與對手爭搶食物時，當每一個人找別的人都是為了談生意談利益時，人和人之間只有防備，是不可能有感情的。而一旦當這種生活長期地進行，習慣成自然后，人的激動自然也就沒了，感動自然也就少了，眼淚自然也就干了。
一次與一個深圳的媒體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朋友很無奈地給出一個很普遍的解釋：為了生存。這有點類似任正非解釋為什么要在企業提狼文化：企業初創，為了生存，必然培養一批狼。
可是，為了生存，就可以無所不為嗎？為了生存，就可以拋棄人類最寶貴的情感嗎？生存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而情感一旦被拋棄，由冷漠向殘酷的發展就顯得那么自然和順理成章。2005年，當深圳的執行人員開著執法車，故意推倒收廢品的老人并從他身上殘忍地壓過去時，這種行動已令人類的所有詞匯都顯得蒼白。
深圳人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
一個個沒有歸屬感的人組成的城市是不可能有文化的，因為文化是要有根基的。
寬闊的馬路、冰冷的高樓、鮮艷的廣告、匆匆的行人、人為的綠色……這些是深圳最為醒目的城市標志。無論哪一個標志反映出的都是兩個字：現代。
但現代氣息掩飾不了深圳的文化缺失。有政策支持的深圳，可以建經濟特區，但建不出文化特區；經濟發達的深圳，可以率先造一個“世界之窗”，但造不出一個深圳文化園；效率第一的深圳，可以在很短時間內建成眾多大型豪華的文化設施，但在這些設施里綻放的是不屬于深圳的文化之花。甚至實力雄厚的深圳企業可以組建自己的強大的足球隊，但在比賽時，深圳人往往為來自自己家鄉的球隊喝彩。
在文化面前，速度、效率和金錢顯得那么幼稚和無力。
深圳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
2006年4月，一個37歲的感動過全中國的人走了，永遠離開了我們。他是一個深圳人。
他叫叢飛，一個普通的歌者。
知道叢飛是從電視里。一個人獨處時，我喜歡開著電視，但并不怎么看。有一天背對著電視吃飯時突然聽到電視里傳來非常沙啞感覺說話非常困難的聲音，回頭一看，是叢飛正在病床上接受采訪。他拿出全部收入支助貧窮山區170多個孩子上學而自己無錢治病的故事讓我這樣一個并不脆弱也不堅強的男人淚流滿面。但印象最深的影像還是光頭的他面對鏡頭時的笑容，很沉重。
此后一直關注叢飛，希望他好起來。也曾動過資助他資助的那些孩子的念頭，不過并沒有實施。不過，我一直沒關注他是哪里人，后來知道叢飛是深圳人時，好象心靈的某根神經還跳了跳。
歷史是喜歡開玩笑的。為了生活將愛心和情感深埋心底的深圳人自由地活著，一個將愛心獻給社會、給深圳帶來愛和希望的深圳人卻被塵世無情的拋棄。
我相信他去的是天堂。
叢飛去世時，在中央視臺《焦點訪談》欄目里見到了深圳人為他送行的場景。聽說很多深圳企業出資為叢飛治病，為他支助的孩子出資。我相信深圳企業的人性在復蘇，我相信深圳人的情感在升溫，我相信深圳這個城市的文化積淀已經開始了。
2006年8月，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的播放了這樣一條消息：06年上半年，深圳的各項經濟統計數據都落后于廣東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深圳市的相關負責人給出的解釋是，不再求快，而是求好，求穩，不盲目引資，不上有后患的項目。
深圳，沒有人能拋棄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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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的5月31日，中國傳統的端午節，距離德國世界杯開幕只有不到十天的時間。這天，一個有關華為的消息在網絡傳開：幾天前的2006年5月28日晚，華為年僅25歲的員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腦炎被診斷死亡。而早在2001年準備研究生考試的時候，“喜歡踢球，球技很好，身體也很好”的他就和同學約定2006年一起看世界杯。一個年輕的充滿才華的生命的逝去本來就令人腕惜，何況他還是中國著名的企業華為的員工，更何況很多知情人士把他的死亡原因指向華為的文化：很多人表示，正是長期超過身體負荷的工作導致了胡的死亡。
如果說港灣的被華為收購是一個新生狼群的死亡和話，那么胡新宇的死亡可 以說是一只小狼的離世。
胡新宇的死亡，猶如一塊石頭在華為員工中間激發了千層浪。一位華為員工更是仿照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寫了悼念文章，把胡的死直接歸因于華為公司，對華為的文化和制度進行指控。在眾多的評論中，一直被作為正面宣傳的“床墊文化”“加班文化”成為媒體指責的對象，而床墊文化、加班文化都是狼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
華為對這些指責沒有逃避。公司公開對媒體表達自己的反省之意。
事實上，華為的文化轉型早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一個重要的證據是作為華為的立廠之本的華為基本法，這幾年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開始在作一些調整，甚至有人說任正非要拋棄《華為基本法》。連自己最重視也是最得意的基本法都要拋棄，可見任正非的雄才大略是不會拘泥于以前的成功模式的。
種種跡象表明，華為正在為狼文化向人文化的轉型做著艱難的努力。但我希望任正非不要把這種轉型繼續低調的進行。一個強調責任的企業家不應該僅僅把責任理解為對國家的利潤和實體貢獻。把正確的文化傳遞給社會，把曾經的文化之痛撕開了，血淋淋地展示給大眾，對人們的警示作用、對建設和諧社會的貢獻、對中國的長期發展可能更有用。
任正非說過：任何資源都可能枯竭消亡，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我們應該讓之生生不息的是什么樣的文化？
從幾年前開始，我國政府就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愿景，從2005年開始加大了實際推行的力度，并且提出了“八榮八恥”的社會道德規范。有人說，當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被國家主席當成社會的道德標準來推廣和學習時，可見社會風氣到了多么惡劣的程度。
我并不這樣看。我甚至希望再加上一條：以頌揚人性為榮，以頌揚狼性為恥。
和諧就在明天。
原文地址
posted on 2006-11-17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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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