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信息產業報》2000年６月26日以《信息經濟學與人生博弈》董志強 １９９９－７
在博弈論里面，信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現代經濟學最為激動人心的領域之一的信息經濟學就建立在博弈論的基礎上。 雖然信息在信息經濟學中有嚴格的定義，即：信息就是知識差。但是既然我們現在不是討論學術，所以您也不妨就把信息理解成為您平時所理解的信息，沒有關系——這不過意味著你理解的信息比信息經濟學里的信息范圍更寬一些而已。
信息對生活的影響是深刻的。從人們趕時髦的一些流行的提法諸如信息經濟、知識經濟、信息戰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更有一些走極端者竟然量出了這樣的觀點：知識經濟的出現徹底否定了斯密以來的兩百多年積累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理論。從人類歷史以來，人們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深刻地意識到信息對于生活的重要影響。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象現在一樣，報紙漫天飛，廣告遍街是，電臺電視臺頻道不計其數，互聯網更是把觸角伸向世界每一角落——您每天都在信息的狂轟爛炸下茍延殘喘！
信息實際上也是知識，擁有某方面信息就是擁有某方面知識。比如，你擁有一條信息是甲商場貨品比乙商場貨品便宜，就相當于你擁有“知道在甲買東西更便宜”的知識。信息是重要的，在商業爭斗、軍事戰爭、政治角逐中都表現得十分明顯。《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說明掌握足夠的信息對戰斗的好處是大大的。 在生活的“游戲”中，掌握更多的信息一般會有好處的。比如，你要戀愛，你得明白他（她）有何所好，然后才能對癥下藥投其所好，不至于吃閉門羹。你猜拳行令（南方的人們喜歡在喝酒時猜拳助興），如果你知道對方將出什么，那你絕對贏。
信息是否完全會給博弈帶來不同的結果。有一個劫機事件的例子（張維迎,1996）可以說明。假定劫機者的目的是為了逃走，政府有兩種可能的類型：人道型和非人道型。人道政府出于對人道的考慮，為了解救人質，同意放走劫機者；非人道政府在任何時候總是選擇把飛機擊落。如果是完全信息，非人道政府統治下將不會有劫機者（這與現實是相符的，在漢武帝時期，法令規定對劫人質者一律格殺勿論，有一次一個劫匪綁架了小公主，武帝依然下令將劫匪射殺，公主也死于非命，但此后國內一直不再有劫人質者），人道政府統治下將會有劫機者。但是，如果想劫機的人不知道政府的類型，那么他仍然有可能劫機的。所以我想，一個國家要防止犯罪的發生，僅有嚴厲的刑罰是不夠的，還要讓人民了解那些刑罰（進行普法教育）。因為，他不知道會面臨刑罰，他就不會用那些規則來約束他的行為。在我國，法盲是很多的，許多悲劇也正是因為不了解法律而釀成的。加里·貝克爾認為影響個人犯罪的因素有被發現的概率和處罰的嚴重程度，我認為還要加上個體對法律的了解程度這一項——這表明，進行普法教育是重要的。更進一步講，一項制度要規范人們的行為，必須要使人們具備關于這項制度的“共同知識”。比如，規定“車輛右行”的交通規則，就必須使每個司機都具備“車輛右行”的知識，否則交通仍是混亂的。你當然可以對不守規矩的司機進行處罰，是其明白自己的錯誤從而具備“車輛右行”的知識，那么可能的結果是，每個司機被處罰一次后，“車輛右行”才成為共同知識——與其這樣，還不如一開始就對申請駕照的人進行交通知識教育。總之，對人們進行關于“制度”的知識教育是重要的。
在上面的劫機案例中，非人道主義的政府最好把自己的信息傳遞給所有的人民，才能使劫機現象不發生。生活中，作為個人而言，有時候也需要把自己的信息傳遞給別人。比如求職，你就需要盡可能把你的優勢長處展示給招募者。 教育程度就是你求職時需要向雇主傳遞的一個重要信息。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講到過人力資本，那時我們認為較高教育水平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所得報酬也較高。但一個叫斯賓塞的經濟學家指出：教育水平只是一種信號，可能并不與勞動生產率有相關關系。可以這樣理解他的意思：接受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常常是更具有學習能力的人，較高的教育水平傳遞了這么一個信息，我具有較強的能力。作為企業，當然更愿意雇傭能力較強的人，于是教育程度就成了企業過濾人才的一個標準。實際上，高教育水平也許并沒有帶來高產出。當教育程度作為一個信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爭取一個文憑甚至偽造學歷，而且許多企業單單看了求職者的文憑就決定錄用而沒有仔細去驗證求職者的真實能力如何，直到最后才發現，自己接受的大學高材生原來是個高分低能之輩。
教育為什么能作為一種信號，而且為什么需要這種信號？用“檸檬市場”原理可以解釋。“檸檬市場”本身討論的是舊車市場，現在我們以勞動力市場來進行同樣的討論。假設勞動力市場上的求職者質量只有兩種：高質量和低質量。求職者自己知道自己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但雇主不知道求職者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假設：高質量求職者要求的薪資是500元以上，雇主愿意給高質量的求職者600元以下的薪資，即雙方可以在薪資500~600元的區間達成交易；低質量的求職者要求的薪資在300元以上，雇主愿意給低質量的求職者的薪資在350元以下，即雙方可以在薪資300~350元的區間達成交易。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雇主將給高質量求職者開出500~600元的薪資，給低質量求職者開出300~350元的薪資。但是雇主沒有信息區分求職者是高質量還是低質量，于是，為保險起見，以475（（600+350）/2）元以下的薪資雇傭求職者——結果，高素質求職者將退出勞動力市場，因為雇傭價格低于他的勞動力最低供給價格；當雇主發現雇傭的求職者全是低素質的時候，他就會把薪資壓到350元以下，整個勞動力市場就只有低素質求職者了，這就是“劣貨驅逐良品”的效應。更一般地，如果假設勞動力質量服從于[0，1]間的連續均勻分布，我們還可以退出勞動力市場癱瘓的結果，即勞動力市場上沒有勞動力供給。當然，在現實中，勞動力市場沒有癱瘓的例子，但低效率卻是常見的。顯然，高質量的求職者為了獲得滿意的薪資，必須向雇主傳遞表明他是高質量勞動力的信息。人們選來選去，發現教育可以作為這樣的信息，因為一般地接受教育越多，意味著擁有更多的知識，也意味著更具有學習的能力等。于是，大家看到，文憑在尋找一份滿意工作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勞動經濟學中，有一個統計歧視理論，也支持了上述看法。雇主明明知道并非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能力一定超過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即存在某些只受過初等教育的人的能力高于某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情況），但他在最初雇傭時開出的價格常常仍然依據學歷來確定。因為，如果他不加分別地給予兩者相同的工資，他將面臨不利選擇，分開等級給予工資雖然仍面臨風險，但卻可以將風險降低，其期望收益可以提高。
上述描述的是一場雇主先行的博弈，教育作為一種信號。大家還可以想想看，如果假文憑泛濫，且雇主對文憑真假難辨，即文憑不再傳遞求職者具有高素質的信息，那么文憑在找工作過程中還能發揮重要作用嗎？ 現在你有大學文憑，但這個社會也有假文憑泛濫。所以，雇主常常還得考慮你的文憑的可信度（即真實程度）然后作出自己的決策。現在你可以向雇主表示：可以向你畢業的學校調查，如果文憑有任何水分，那么你甘愿接受高額的罰款。這就使你的文憑的可信度提高了，實際上你也并沒有付出那筆罰款。這種行為在博弈論中稱“承諾行動”。承諾行動可以改變博弈的結果。比如，紅軍和白軍爭奪一個小島，如果紅軍誓死保衛小島，白軍就最好放棄進攻（有點窮寇勿追的味道），如果紅軍保衛小島的決心并不堅定，白軍就最好進攻。現在，紅軍就可以采取一個“承諾行動”，一上島就砸掉船只，拆掉橋，顯示出背水一戰誓與小島共存亡的決心，于是白軍覺得紅軍誓死保衛小島是可信的，最好放棄進攻。 與承諾有點相似的是“威脅”。它相當于“如果你不……我就……”。威脅可信，有助于改變博弈結果；威脅不可信，它無助于改變博弈的結果。《圣經（舊約）》上有個故事：兩個婦女為孩子的所有權發生爭執，到所羅門國王面前請求判決。一個婦女說孩子是自己生的，被另一名婦女搶去了；另一名婦女稱孩子本來就是自己親生的。于是國王命下人取來劍，說：“把孩子切成兩半，讓他們每人拿走一塊。”結果一個婦女說：把孩子給她吧，不要殺了他。另一個婦女說：切吧，誰也別想要孩子。于是孩子判給了第一個婦女。在這個故事中，國王就采取了“威脅”。但是，如果那個假母親意識到國王不可能真的殺掉孩子（即威脅是不可信的），國王還能知道誰是真的母親嗎？相反，春節期間走紅的《紹興師爺》里的方師爺就比國王聰明，他遇到一個同樣的案子，但他的辦法是讓兩個母親把孩子往自己身邊拉，誰搶到孩子歸誰。結果，真母親不忍看孩子受罪就放棄了，當然最后孩子判給了他。我認為，方師爺采用的激勵機制比所羅門國王的激勵機制更有效。 在生活當中，承諾、威脅也是一些常用的策略。比如，父親阻礙女兒跟某男青年來往，女兒可以自殺威脅父親，但是父親會判斷這種威脅是否可信。在商業斗爭中，某些商家為了防止對手作某件事（比如降價），常常宣布保留采取進一步（報復）措施的權利，其實也是一種威脅，它或許只是恐嚇，或許是真的。
現在，即使你采取了一個承諾行動，向雇主許諾如果文憑有假則如何如何，但如果雇主認為你這個承諾是不可信的——是的，人家憑什么要相信你的空口聲明呢？——那么，你又能怎么辦？或許，你只有花更高的代價去傳遞更令人感到可靠的信息，比如說你可能會同意學校多收一點錢制造帶有防偽標記的畢業證。這在商業經營中也比較常見，比如在以次充好盛行的情況下，高質量產品的銷售商總會力圖建立良好的商業信譽，這樣，它就可以從商譽中獲得好處：人們相信它的產品是高質量的，也愿支付更高的價格。是不是其他的次品銷售商也可以建立商譽呢？一般地，高質量產品銷售商建立的商譽可以長期帶來收益；而次品銷售商建立的商譽可能只有一次起作用，因為人們姑且相信它而購買一次產品，但隨即發現買了次品，于是次品銷售商的商譽就下降甚或不存在了。如果，把建立商譽的花費看作一項固定成本，那么良品銷售商所花的費用可在長期分攤，而次品銷售商的花費只能一次性回收（否則得不償失）。因此，如果建立商譽得成本較大的話，次品銷售商是不愿去建立商譽的。我們看到，許多良品的商譽都是花不小的代價建立的，有的甚至經過幾十年才累積了一個品牌，而消費者對它們也格外信賴。相反，如果建立商譽的成本很小，那么大家都會建立“商譽”，結果等于誰也沒建立商譽，消費者也不領情。比如，在大街上，我們看慣了“跳樓價”、“自殺價”、“清倉還債，價格特優”等招牌，這也是商譽，但誰相信它是真的呢？ 向別人傳遞信息很重要，但隱瞞信息或宣布虛假的信息也很重要。比如前面提到的政府和劫機犯博弈的案例，人道政府最好就隱瞞自己的特性，并偽裝成非人道政府，也可以實現沒有劫機現象（如果是重復博弈可能人道政府難以隱瞞自己的特性，因為只要發生一次劫機，人道政府的特征就暴露了）。商戰中，信息戰是一種常用的伎倆。重慶通訊市場曾發生過一起案例說明了隱瞞信息的重要性。去年5月某日，中國聯通重慶公司在報上突然發布廣告：次日手機降價。中國電信重慶公司隨即獲悉這一消息，當天下午即商討對策，晚上將電信手機降價方案送往報社立即發排。第二天清早，電信一些員工和雇傭的臨時的廣告派發員將電信手機即日降價的廣告發往過往的行人。結果，電信打了一個漂亮的“后發制人”的仗。聯通的失敗在于，他們把謀劃已久的降價商業秘密沒有保守到真正的最后時刻，它為電信采取行動留下了時間空間。
還有一個有趣的觀點就是，我認為，那些沒文化的“暴發戶”的暴發，正好是建立在他們缺乏某一方面的信息上。信息即知識，當某個贏利機會到來的時候，沒有文化的人看到的只是贏利機會，而擁有較多知識的人不幸還擁有了這樣的知識：不可一風而上。于是沒文化的人去了，贏得了利潤，而知識分子坐失良機。這樣的一個事實可以演化成下面一個博弈：
假設有一個只市場，有兩個人進行爭奪。如果甲（知識分子）進入，乙（低文化者）也進入，那么造成過度進入，雙方都虧損3000單位；如果甲進入乙不進入，則甲贏利1000單位，乙贏利0單位；如果乙進入甲不進入，則乙贏利1000單位，甲贏利0單位；如果甲乙都不進入，則甲、乙贏利都為0單位。博弈的報酬矩陣如下：
甲（知識分子）
進入 不進入
乙（低文化者） 進入 -3000，-3000 1000，0
不進入 0，1000 0，0
這個博弈中，納什均衡是（甲進入，乙不進入）或（乙進入，甲不進入）。即給定甲進入，乙就不進入，給定乙進入，甲就不進入。但是現在，乙不知道兩人共同進入將導致雙方虧損，他只看到進入的利潤，于是他將不考慮甲的行為，采取進入行動；而甲，因為掌握太多的信息，包括知道乙“不知道兩人共同進入將導致雙方虧損”而必定采取進入行動，于是乙只好放棄進入。平時，我們講知識分子做事總是顧慮太多，在這個博弈里面，我們看到正式知識分子的顧慮使社會產出最大（1000+0=1000），如果知識分子不顧慮，那么社會產出就因為混亂而降低了（-6000）。而且，知識分子犧牲自己的可能贏利機會來使社會產出最大化。所以，我一直認為知識分子是真正默默奉獻的一個階層，而社會的分配體系卻很少考慮知識分子的犧牲。 但上述例子并不說明知識越多越不好。對個人而言，可能有時過多的知識反而使贏利機會被迫放棄，即信息越多并不必定越好。但對全社會而言，可以想一下，如果大家都缺乏知識和信息的話，結果是大家都“進入”，社會產出完全無效率——因此，具有更多的知識仍是必要的。
我們一直強調信息的重要性，其實我們是想強調掌握信息的不同組合對博弈結果的影響是重大的。換句話說，博弈的均衡常常取決于知識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