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談自己與他人的“當下寫作”
我一直在寫當下的生活
新京報：你的新書《啟蒙時代》里的主人公的年紀比你大，而書里有大量描述主人公精神軌跡的思考性內容，你怎么把握他們的思想？
王安憶：我們的年齡略有差異。他們是我的兄姐輩，跟我自己的思想形成有點差距。選擇他們做主角，主要是因為他們有機會做紅衛兵，而我那個年齡還不能。但這并不重要。現在的年輕人太強調自己的差異性，其實時代不是這么短促的，三五年一代。現在生活過得太快，外在的一切變幻莫測，但本質的東西，只會緩慢、非常緩慢地變化。這次得獎者的發言，讓我奇怪的是，每個人都很理想主義，雖然我們的年齡差別很大。思想深層的本質的東西是一樣的，認識了自己，也就認識了其他人，所不同的只是外部情境。
新京報：一般文學作品中對于“文革”的描寫都是比較殘酷而暴力的，我注意到，你在《啟蒙時代》中并沒有強調這種撲面而來的殘酷，反而有一些清淡的感覺？
王安憶：其實我并沒有回顧文革，文革是我的成長時期。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的局部，對于文革中的慘烈已經是不可懷疑的，它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定會有武斗、暴力，大家很容易接受這些，因為它符合大家對文革的憤怒，但文革的殘酷性不僅僅在這些表象上。
新京報：為什么文革這一題材被很多作家都描寫過，但大家似乎找不到一部能夠完整代表那個時候的“代表作”？
王安憶：小說本來就不可能代表一個時代，這種要求對文學來說太高了。應該有大量的小說來代表，不能要求一部小說承載這樣的問題。
新京報：《啟蒙時代》被批評得最多的，就是寫得太綿密、細致，大段主人公思考的段落，給閱讀帶來了一定困難。你寫作時有沒有替讀者考慮的習慣？
王安憶：我一般不大考慮讀者的問題，這確實是我的一個矛盾，所以我說其實應該給我的讀者頒個獎（笑）。但有的時候閱讀是需要克服點困難的，閱讀是需要準備的東西，青春小說、言情小說讀起來肯定很快樂，但你又不會滿足。
新京報：大家讀《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也會覺得有困難，你是否覺得這種小說一旦真的讀完了，往往會有更大的收獲？
王安憶：為什么《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人們會去讀，而一些中國作家的稍微難閱讀一點的他們就放棄了？其實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就是當代文學克服這種閱讀困難是不是有價值的？那些名著已經是被肯定了的，所以讀者有信心去克服障礙。當代作家有沒有那樣的價值，能不能給讀者這個信心去克服其中的障礙？這才是關鍵問題，作者的問題。
新京報：除了對特定歷史時期的關注，你的作品會描寫當下發生的事情嗎？
王安憶：我一直在寫當下的生活，我只會寫當下，不會寫歷史，你這么問，首先要看你怎么定義“當下”，是10年還是50年？小說不是新聞，都是回憶，必須有個時間沉淀，要有距離才能認識它。我是個典型寫“當下”的人，《長恨歌》里寫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而這就是我覺得寫得最不好的部分，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對我來說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我不負責提供一個真實的上海
新京報：有評論家分析你的作品風格變化很大，從尋根文學，到先鋒文學，或者女性文學，一直有變化，你認可這種“站在文學潮流前的人”的說法嗎？
王安憶：我們都是被批評家詮釋的材料（笑）。一個人哪有那么敏銳，總是走在時代前列？實際上，我的風格就是寫實，寫得比較老實。我寫的基本都是我經歷過的事情，我沒覺得自己有變化。但是批評家總是習慣把你安放在一個位置上。
新京報：你是不是也不大在乎這些對你的評論？
王安憶：我不會刻意看這些，我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我成長的80年代的評論風氣很好、很嚴肅，我剛剛寫了七八篇東西的時候，曾鎮南和程德培寫了有關我的評論，我看了很多遍。他們關注一個寫了十篇都不到的我，對我理解又關注。
新京報：現在很少看評論，評論界的風氣不如以前了嗎？
王安憶：現在的評論你很難分清哪些是正經的批評，哪些是炒作。現在的批評者喜歡套概念，真正悉心研究文本的很少。批評和創作的關系其實不是那么緊張。我們需要批評，但也不會太在意批評。
新京報：還有一種說法你知道嗎，就是大家把你和張愛玲看作是“海派”作家的代表，甚至是上海的代言人？
王安憶：這也是他們往我身上安的，我自己不承認“海派”的說法，再說我哪里能為上海代言啊（笑）！其實大家這樣說主要是因為《長恨歌》的關系，其中對上海的描寫和現代的一些潮流聯系在一起了，但我不負責提供一個真實的上海。我的寫作確實離不開上海，它是我寫作的文藝素材。
新京報：上海曾經是海派作家的中心，但現在似乎也沉寂了？
王安憶：上海文學的創作力不強，可能和廣州一樣，受消費文學影響較大，也和價值觀有關系，對作家沒有內陸地區這么熱情。
新京報：你怎么評價現在居住在上海的年輕作家？
王安憶：上海有嗎？比如說？
新京報：韓寒、郭敬明都在上海啊！
王安憶：還是不要說了（笑），他們都很厲害的，惹不起，我還是不要自取其辱了（笑）。這個年齡真不能倚小賣小，這和倚老賣老一樣不好。文學只看作品的成熟，而不看年紀。新概念還是很有貢獻的，破除了一種文體，但也形成了新的概念，也并不一定比舊概念更有價值。
中國當代文學確實是很好
新京報：很多作家不看同時代作家的東西，你呢？
王安憶：我就很愛看當代文學，主要是文學期刊，我想知道別人在想些什么，有很多寫得好的。和世界比起來，我們的當代文學一點也不遜色。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很好，但漢學家顧彬和評論家朱大可都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除了詩歌基本一無是處。
王安憶：中國當代文學確實是很好的。整個世界范圍內，虛構作品都很難寫，幾乎大部分優秀作品都是非虛構類的。中國作家的東西里有很多生動的細節，豐富的現場，這個時代給了我們得天獨厚的條件。外國小說技巧性的東西更多一點，尤其是美國小說。
新京報：自己比較喜歡誰的作品？
王安憶：這個說出來還是蠻危險的（笑）。不過有些得到公認的作家的作品確實有很多是好的。中短篇小說很難寫，劉慶邦、遲子建、蘇童有很多好作品。
新京報：在真實生活比小說更豐富的時代，虛構的難度是不是更大了？
王安憶：現在整個文學市場虛構的作品都很少。虛構是最難的。虛構一定有很多非虛構達不到的東西。非虛構只能寫成散文，幾乎只負責呈現，看了之后也許是笑笑，傷感一下，但很少會對你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而虛構必須有更完整的精神維度，它就是解決問題的：告訴我們生活應該怎么樣。更重要的一點，虛構是創造，而非虛構不是。
新京報：中國文學沒有一本書能像《哈利·波特》那么暢銷，你認為這是什么問題？
王安憶：那是市場機制的產物。國外的作家經紀人很發達，當市場變成主體性的、惟一的老大，這些書里，你已經不知道什么是作家自己要表達的東西，經紀人對作者的制約非常具體。比如說去年很火的《追風箏的人》，都能看出經紀人的色彩，強調身份認同或者被迫害。中國作家算是幸運的，寫自己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有人說中國作家需要經紀人，那是他們不知道經紀人是怎么回事。
阿瑪尼太貴了
攝影 姬東
新京報：在南方都市報你接受訪談的那張照片上，我們看到你里面穿的T恤牌子是Armani……
王安憶：什么？阿瑪尼？那件衣服是地攤上買來的。真的，阿瑪尼我沒有買過一件，太貴了！
新京報：聽說很多上海的小姑娘每個月只賺3000塊，但也一定要背lv的包？
王安憶：對，這些女孩也是很被動的，別人都用你不用會很丟臉。這是新的意識形態的產物，我們那個時代也一樣，每一代年輕人都想有自己的形象定位。不同的是，現代的意識是非常暴力的，對人的自由獨立意識是種摧殘，這個特定年齡的人，如果你不玩游戲，不知道名牌，你就落伍了。不過等到年齡大一點，都會慢慢安靜下來的。
新京報：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過的？
王安憶：寫作是我的日常生活，每天上午起來就寫，一般寫半天，有時下午也寫一點。我的生活很簡單。不寫東西的時候就去看看戲、看看電影。
■記者手記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安憶，頒獎晚會當晚，她穿了一件黑色T恤，下面配了一條裙擺不規則的大花紅色裙子，被現在的男記者稱為“最會著裝的女作家”。之前我對王安憶的印象多是道聽途說加上主觀臆測，說她接記者電話5分鐘就是極限了、平時很少笑、表情一直很嚴肅，這些和我見到的王安憶都不一樣。當天，我兩次去找她約采訪的時候，見到都是她在為手里拿著十幾本她的書的讀者簽字，簽字的時候都會問一下，“要不要寫上這本書送給誰？”
當我提出專訪要求的時候，王安憶幾乎是一口答應，帶我來到她在酒店的房間，“這么大的房子我一個人住也是浪費，你們來坐坐也挺好的。”采訪過程中，王安憶很健談，我們從“宅男”一直聊到同性之間的感情，以至于我一些漫無邊際的提問讓她不禁笑了，“你的問題都這么跳躍？”我只好老實回答，沒有想到這么順利約到她的采訪，所以還沒來得及系統準備采訪提綱，自己有點緊張，“別緊張，我們隨便聊。”最后，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她那條漂亮的裙子，她笑說，“我自己也挺喜歡的，這是在新加坡買的，看上去就很熱帶的感覺。”（采寫/本報特派廣州記者 劉瑋）
王安憶老師的這條充滿熱帶風情的紅裙子得到了與會不少記者的喜愛。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