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讓我們具體看看中國民族“強力反彈，有限擴張”的歷史吧。

　　中國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機發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東遷洛陽后百余年間，王權的衰落與諸侯國內部的爭斗，對外夷的防范早已經形同虛設。野蠻部族如汪洋大海般從四面進逼中原。那時侯，嶺南、江南、東海、隴西、高原、草原，無處不敵。南苗、東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約數以百計的野蠻部族從各個方向向中原蠶食。華夏民族危在旦夕！這時候，卻恰恰正是中原世界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夜，各種形式的新舊較量都正在激烈進行。然而，就在內部革命如此激烈的時候(請注意，“革命”是中國上古話語——湯武革命)，華夏民族的新一代貴族精英卻深明大義，表現出了族群生存至上的偉大情懷。當時絕對有爭霸天下之實力的齊桓公姜小白與丞相管仲，毅然放棄中原爭霸的革命，利用齊國巨大的號召力舉起“尊王攘夷”的大旗，全力倡導天下諸侯以東周王權為中心，堅決反擊夷禍。這個主張的實際含義是，齊國犧牲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擁戴王室，從而“九合諸侯”，凝聚華夏民族抗擊外患。九次聯合反擊，各種野蠻部族全數被驅逐出中原地區。值得深思的是，中原諸侯在勝利后并沒有無限度出擊，將那些小部族趕盡殺絕，而是北到陰山、南到吳越、東止海濱、西止陳倉(今日陜西寶雞)，所有的諸侯都適可而止的停止了反擊追殺。這場大反擊保證了華夏民族近二百年平安，直到戰國末期北方匈奴卷土重來。誠實的孔子曾經感慨，若非桓公 管仲，中原人都成夷胡了(吾將為左衽矣)！這一次，強力反彈之后的有限擴張，主要是邊緣諸侯奪取了野蠻部族向中原進犯的部分根據地，如楚國向嶺南的有限伸展、秦國向隴西的有限伸展、晉國燕國向河套草原的有限伸展等。倒是起核心作用的齊國魯國等老牌諸侯國的土地沒有什么伸展。

　　第二次危機是北方林胡、東胡、匈奴興起后對中原華夏民族構成的巨大威脅。這次危機雖然不是全面大危機，但卻是一場長達百年的長期危機。戰國中期開始，中國南部“苗蠻”的威脅已經基本消除，但北方草原與西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卻形成了很大的勢力。他們舉族為兵，逐水草而居，倚仗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靈動，不斷從廣袤的沙漠戈壁向南推進，占據了水草豐茂的陰山與敕勒川為根據，向中原燕趙秦三國的北部頻繁的攻擊掠奪與騷擾。西部則沿著河西走廊東進，占據今日甘南草原與臨洮河谷地帶，不斷對秦國邊陲襲擾。從這時開始，從秦始皇到漢武帝，中國民族進入了長達百年左右的反匈奴戰爭。

　　這場長期戰爭大體是三個階段： 戰國反擊——秦帝國大反擊——西漢王朝長距離反擊。戰國時代對匈奴作戰 的主要是趙國、秦國、燕國。趙國第一線，是主要力量，名將李牧的十幾萬大軍長駐云中河套地區。秦國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陜北高原與內蒙古) 地區。燕國主要是漁陽(河北北部)、遼西與遼東地區。這一階段因中原大戰如火如荼，所以僅僅維持了抵御兩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誘敵深入反擊戰也堪稱對付游擊騎兵的第一次成功經驗。

??? 第二階段在秦始皇統一之時。其時秦帝國軍威正盛，舉國對匈奴兩胡深惡痛絕。始皇帝雄才大略，決心與匈奴大打一場。寬闊的秦直道從咸陽直修到九原，糧食軍輜源源不斷的北運。上將軍蒙恬的三十萬鐵騎與匈奴騎兵硬碰硬——爾等不是倚仗騎兵剽悍么，偏教爾等嘗嘗帝國鐵騎的滋味兒！一仗打下來，匈奴兩胡尸橫草原，遠遁大漠戈壁的深處，數十年不敢露頭。西部反擊照樣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壯碩的臨洮將軍翁仲被始皇帝鑄為金人立于咸陽廣場，后來朝貢的匈奴人見了翁仲像無不跪拜！大勝之后，秦帝國沒有窮追不舍，而只是占據了陰山敕勒川與隴西草原河谷，徹底奪取了匈奴立足中國邊緣的根據地，同時修了萬里長城，以其作為縱深防御。這就是強力反彈，有限擴張。順便說幾句。西方人說長城是秦帝國邊界，也是中國古代邊界，真教人蔑視他們的知識水準。但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任誰不會將城墻修在國界上。當時長城之外的陰山敕勒川、河套平原、遼西遼東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經是秦帝國領土。而國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適合于駐軍的。長城只是長駐軍隊縱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國界？如果按照這種說法，但凡有軍事構筑與城墻者便都是國界，歐洲國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國的夢魘。歷經楚漢相爭、西漢初期的經濟窮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規模南下，當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漢武帝時期，匈奴成勢，西漢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場大規模長距離的大反擊正式展開。衛青、霍去病的大軍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對匈奴展開了剿匪式的追擊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驃騎大將軍(騎兵總司令)霍去病的壯士情懷就是當時中國民族的反擊決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脈賁張。歷經十余年大戰，漢軍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烏蘭巴托)、貝加爾湖(漢人叫做北海，蘇武牧羊守節的地方)，西邊進擊到蔥嶺、塔里木河、阿拉木圖一帶。堪稱萬里征戰之壯舉。至此，匈奴之患終于基本從中國歷史上消失。這次的反擊是有限擴張最大的一次，非但徹底鞏固了陰山草原等匈奴游擊區，向北推進到沙漠邊緣，而且占領了全部河西走廊與青海新疆部分地區，設立了西域都護府。漢人的生存空間第一次大規模伸展，幾乎奪取了匈奴兩胡的全部邊緣根據地。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機。這次間隔較長，發生在西晉末期到魏晉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史稱“五胡亂華”。由于西漢的強盛，東漢又有馬援、班超等著名將領消滅邊患，加之三國時代曹操北征烏桓、諸葛亮平定西南、孫權開發嶺南等，三四百年間中國基本上沒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機。到了西晉，形勢為之突變。西晉政權是司馬氏家族三代政變所建立的王朝，開國大政權具有的勤奮勤政、休養生息、廉潔節儉等優秀方面一點也沒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實力，拿下了吳蜀兩個奄奄一息不堪一擊的王國，便驕嬌大長，開始了驚人的腐敗裂變。五十年間，宮廷腐朽，政變迭起，貴族斗富，皇帝白癡(晉惠帝是真正的癡呆少年)，國中糜爛一團。作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也大為墮落，放浪形骸，空談清議，沒有一個干正經事。(據潘光旦先生考證，阮籍、嵇康一伙所謂“竹林七賢”非但是醉死夢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還有名士夫婦鉆墻窺視大為贊嘆！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譯的《性心理學》全部注釋一看)。這是中國民族被上層糜爛腐敗拖向災難深淵的最危險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敗，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來。遠遁無蹤的匈奴、東胡突然變成了鮮卑、丁令等等胡族，從西伯利亞的叢林草原冒出。這次他們竟大張旗鼓的假托自己是華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規模南下來奪中華河山。西晉貴族階層本來已經腐爛透頂，加之內亂紛爭不休，便一潰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當時中國三分之二領土的整個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領，而且先后建立了諸多政權。

　　這是四千多年來華夏民族被外敵入侵最深、歷時最長的一次。不要因為這些胡人后來也化入華夏民族而諱言痛苦的歷史，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大敗之后的晉貴族階層，畢竟過濾出了些許精英人物，依靠他們激勵民眾支撐危局，但始終也沒有北伐成功。危機的解除還是隋朝的事了。躋身于胡人政權 的隋文帝楊堅，奪取北周政權，整軍經武，驅趕胡人，統一了中國。隋的大反擊，不但恢復了西漢版圖，而且將胡人鮮卑的生存根據地又奪取了很大一部分，這包括奪取青海地區，將河西走廊的細細咽喉擴展為數千里寬闊的縱深國土。但也丟失了西漢西域都護府的西部地區與北部、東部的一些地區。

　　內亂分裂，是民族生存的另一個根本性威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民族之林的殘酷競爭中，內亂分裂必然導致強敵入侵與外來勢力的各種不正當進入，從而最終滅亡這個民族的文明生存方式。民族的滅亡，雖然不是全部個體生命的毀滅，然則卻是個體賴以存在的文明 根基徹底瓦解星散，使滅亡后殘存的個體生命喪失精神創造力與傳統生活方式，淪為精神乞丐，淪為行尸走肉。惟其如此，民族的內亂分裂，絕不僅僅是國家民族的災難，從根本上說，更是每一個體的災難。

??? 某個民族如果發展到以國家形式生存的程度，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已經成熟。從此，國家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形式，成為這個民族的外殼與靈魂，國家的興衰榮辱就成為這個民族的生命軌跡。從本質上說，民族的分裂內亂所侵害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形式，通過對國家形式的破壞而消解浸蝕民族生存能力，從而對整個民族帶來毀滅性災難。

　　我們已經無法確切的知道遠古歷史上那些曾經輝煌過的民族一朝覆亡的具體原因了。但是，進入我們視野的歷史舞臺上，依然在不斷上演著相同或相近結果的民族悲劇。回溯上游，基本原因也大體無二。前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一等強國，數年之間轟然崩塌，雖然每個民族依然存在，但曾經使他們共同輝煌過的國家形式卻無可挽回的消逝了。踽踽獨行的俄羅斯舉步唯艱，國際地位一落千丈。

　　其他獲得獨立的小民族國家，更是全部淪為第三世界（雖然他們原來的生活狀況也是第三世界，但那時他們的民族地位卻是第一流的）。盡管這不是民族滅亡的悲劇，但是，當全面內亂摧毀了歷史選擇的最適合于他們的國家形式（聯邦制統一國家）時，每個民族的結果都是災難性的。南斯拉夫的解體是另一個案。倏忽之間，一個二戰期間的英雄的多民族國家竟然弄得幾乎只剩下塞爾維亞一個光桿主體，遍體鱗傷，誰都可以對他指手劃腳。分裂內亂，對一個民族的傷害是根本的致命的。

　　令人詫異的是，中國民族的先天稟賦中似乎就蘊涵了強烈的群體精神，其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悠久與堅定，在整個人類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中國民族能夠以大民族大國家形式數千年巋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現實原因講，中國人也許在遠古時代從部族團結聯盟抵御嚴酷大自然與“非我族類”的侵害中，就痛切體會到了族群統一的至關重要。至少大禹聯合各部族共同治水的歷史是不能忘記的。那時侯，只有棍棒木耒與極少數天然金屬工具的幾乎是赤手空拳的人們，一旦聯合行動，竟然在幾十年中疏通了橫貫數千里的滔滔大河，使遍地洪水東流入海！此等“喝令三山五岳開道”的偉大功業，沒有任何一個大河流域的民族曾經擁有？尼羅河？多瑙河？密西西比河？恒河？伏爾加河？如此獨步寰宇的偉業，沒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團結統一，大約連做夢也不敢想。某些清醒的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大河流域民族的治水斗爭，是統一專制的東方帝國的起源（見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魏特曼的《東方專制主義》）。

　　大禹領導的聯合治水，挽救了整個華夏民族。由此大禹建立了中國民族歷史上的第一代國家形式——統一聯邦制的夏。從大禹立國開始，反對分裂維護統一就成為中國民族生存歷史上的頭等大事。大禹在會稽山的開國大典上，無情的殺了遲到的東方部族首領共工，樹立起國家最高政權令行禁止的絕對權威。從夏開始，至今大約四千一百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 16王，大約500年，聯邦制的統一國體。

　　商， 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聯邦制統一國體。

　　西周，13王，257年，聯邦制統一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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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說她是聯邦制，主要是諸侯國的軍政自治權比較獨立。也不是西方的松散聯邦制。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想在這里拉扯過多。

　　東周，即春秋時代，25王，100余諸侯國，大約300余年。

　　戰國，7大戰國，30余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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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5年內亂（分裂）。

　　西漢， 15帝，215年，統一時期。

　　新， 1帝，15年，統一時期（后期三年內亂）。

　　東漢， 14帝，196年，統一時期（初期8年內外戰爭，后期24年內亂）。

　　三國， 60年，分裂時期。

　　西晉， 4帝，52年，統一時期（后期15年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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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 5帝，39年，統一時期（后期3年內亂）。

　　唐， 25帝，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后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 9帝，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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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 19帝，294年，統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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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10帝，296年，統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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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0年后的160年，只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余110年全部記為內亂、 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后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后）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后期內亂， 大約800多年）。

　　從總的方面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分裂內亂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象中國這樣歷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跡。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恒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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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每次面對分裂，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并且絕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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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涌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亡”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視做天經地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面對分裂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歷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芒閃爍，充滿霸氣——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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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狠于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御。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 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只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后繼的再打。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著“血流漂杵”“浮尸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御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五十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然則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爭。誠實的說，幾千年歷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雖然近代以來我們也有過戰敗的恥辱。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只有打出來的統一。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著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丟失政權并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并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統一的權柄？這種幻想每每支撐著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戰場上說話。

　　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電腦、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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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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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歷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著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歷史同一性。迄今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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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么飽滿，民族的生 命狀態就有多么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漫長的歷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盡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于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只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范抵御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文明落后的羅馬民族的步兵無情的消滅了。文勝于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斗獸場、血腥的奴隸角斗場、 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么呢？對于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 惟其如此，在歷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曾經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質勝于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沖突競爭。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并具有美感？是否有利于交流傳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并對其他民族的信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閑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系準則、婚姻與兩性關系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面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沖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著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于 連續不斷的外部沖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沖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 個民族的衰落。歷史不乏文明沖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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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沖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圣戰，無一不是文明沖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沖突中受傷害最深的恐怕莫過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 不復的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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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莫不起源于這個“神圣”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中國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時的敵人多如牛毛（有沒有出賣過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請熱心的網友查證）。可那個中國人要將孔子敵人的后裔當作異類消滅，那在中國民族看來簡直要笑掉大牙，連認真的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說這是不倫不類的比較。我倒認為非常的能說明問題。假如說出賣孔子的叛徒還沒有找到，那么出賣武圣人關羽的孟達總是真有其人吧，還有割去了關羽頭顱的潘璋（東吳大將）也是證據確鑿吧。可是，非但封關羽為“圣”為“王”的政權沒有下令將潘璋、孟達的后裔（潘孟二族）斬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講“忠義”精神、尊關羽為“鼻祖”的中國會道門們，也沒有對潘孟二族尋仇。中國民族在漢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說對不對），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過江之鯽！ 　　

??? 不要說中國文明不認真不嚴肅沒有仇恨意識。斤斤計較仇恨的文明永遠不會 “泛濫”為汪洋恣肆的文明。說到底，還是文明的“海納”問題。

　　中國民族在歷史上遇到的文明沖突大約有四種情況：一、外來民族入侵而被趨趕后，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二、自愿歸化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來中流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文明。 四、周邊民族的文明伸展。以上四種情況，大約每個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會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