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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靠斯坦福大學多方位的支持。很多當今世界上 IT 領域的領頭公司都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教授創辦的。它們包括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陽公司、雅虎公司、Google（谷歌）公司、英特爾公司、制造處理 器和工作站的 MIPS 和 SGI 公司、世界最大的顯卡公司 Nvidia、世界最大的視頻電話會議公司 Webex 等，另外在非科技領域還有著名的耐克（Nike）公司。此外，微軟的 CEO 史蒂夫•鮑爾默和前董事會共同主席 Jim Allchin 也畢業于斯坦福。斯坦福在商業界和科技界創下的這種奇跡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的一流大學都無法比擬的。為什么斯坦福大學能創造這樣的奇跡呢？這要從它的發展、 它的文化說起。

1. 充滿傳奇的大學

關于斯坦福大學的各種傳奇故事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杜撰出來的。其中最流毒深遠的訛傳是這樣的：

有兩個鄉巴佬夫婦，找到哈佛大學，提出為哈佛捐一棟大樓。哈佛大學的校長很傲慢地說，捐一棟樓要一百萬，然后三句兩句地便把這對老夫婦打發走了。這對老夫婦一邊走一邊嘮叨，才一百萬，才一百萬。他們有一個億要捐，于是便干脆自己捐了所大學，就是今天的斯坦福大學。

這 個訛傳被翻譯成各種文字，廣為流傳，以至于斯坦福大學不得不在自己的網站上辟謠。其實，這個故事里面的漏洞很多，首先，了解斯坦福歷史的人都知道老斯坦福 （Leland Stanford Sr.）是加州的鐵路大王，曾經擔任過加州州長、美國聯邦參議員，屬于精英階層（Elite Class），絕不是什么鄉巴佬；我們在后面還會介紹到他的夫人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第二，在十九世紀，一億是一個天文數字，一百萬美元也是一個非常大 的財富。美國最大的銀行花旗銀行到一九三幾年，存款才達到幾千萬美元。直到斯坦福大學創辦的二十年前，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捐贈不過七百萬美元，它建立 起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霍普金斯醫學院。在老斯坦福的捐款中現金只有一千多萬，這已經是當時美國最大的捐款了。老斯坦福的捐贈中最值錢的是八千多英畝的土 地。當年加州屬于“蠻夷之地”，土地值不了什么錢，但是現在斯坦福所處的帕洛阿圖市是世界上土地最貴的地方，這些土地的地價漲了不止萬倍。第三，哈佛大學 和美國所有的大學對捐助者從來都是非常殷勤的。坦率地講，比中國的大學要殷勤得多，不會怠慢任何慈善家。這是美國大學能得到巨額捐助的重要原因之一。

關 于斯坦福大學真實的故事是這樣的。老里蘭德•斯坦福夫婦把他們唯一的孩子小里蘭德•斯坦福（Leland Stanford Jr.）送到歐洲旅行，孩子在歐洲不幸去世。斯坦福夫婦很傷心，后來決定用自己全部的財富（大約幾千萬美元，相當于今天的十億美元。）為全加州的孩子 （Children of California，而不是傳說中的全美國的孩子或者全世界的孩子）建立一所大學，紀念他們自己的孩子。這所大學被命名為小里蘭德.斯坦福大學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簡稱斯坦福大學。

1885 年斯坦福大學注冊成立，兩年后舉行了奠基儀式，1891 年正式招收學生。共有五百名左右的學生，只有十五名教授，其中一半來自康奈爾大學。在這首批學生中，產生了一位后來美國的總統胡佛。（就是那位被評為最差 的、把美國帶進 1929-1933 年大蕭條的總統。但是斯坦福仍然很為他感到自豪，建立了著名的胡佛研究中心）雖然斯坦福是一所私立大學，但是它在早期的時候不收學費，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學校財政上難以維持為止。

斯坦福大學的創辦過程非常不順利。斯坦福開課的兩年后，老斯坦福與世長辭了，整個經營和管理大 學的任務就落到了他的遺孀簡•斯坦福的身上。當時整個美國經濟情況不好，斯坦福夫婦的財產被凍結了。（我估計要么當時美國財產法關于信托財產方面不健全， 要么斯坦福夫婦沒有把他們的財產轉到自己信托 Living Trust 下面。這種情況現在在美國不會發生）校長喬丹（Jordan）和學校其他顧問建議簡•斯坦福關掉斯坦福大學，至少等危機過去再說。這時，簡•斯坦福才想到 她丈夫身前買了一筆人壽保險，她可以從中每年獲得一萬美元的年金。這一萬美元大抵相當于她以前貴族式生活的開銷。簡•斯坦福立即開始省吃儉用，將她家里原 來的十七個管家和仆人減少到三個，每年的開銷減少到三百五十美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大學教授一家的生活費。她將剩余的近萬元全部交給了校長喬丹用于維持學校 的運轉。從斯坦福夫人身上我們看到一位真正慈善家的美德。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閑錢來沽名釣譽，更不是以此來為自己做軟廣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 很困難的時候都在幫助社會的一種善行。

靠斯坦福夫人的年金補貼學校畢竟不能使學校長期維持下去。斯坦福夫人親自動身去了首都華盛頓，向當 時美國的總統克里夫蘭尋求幫助。最終，美國最高法院解凍了斯坦福夫婦在他們鐵路公司的資產。斯坦福婦人當即將這些資產賣掉，將全部的一千一百萬美元交給了 學校的董事會。斯坦福大學早期最艱難的六年終于熬過去了。喬丹校長贊揚道：“這時期，整個學校的命運完全靠一個善良婦女的愛心來維系。”今天，不僅是幾十 萬斯坦福校友，我們所有的人都應該感謝斯坦福夫人。她用她的愛心，靠她堅韌不拔的毅力開創出一所改變世界的大學。

關于斯坦福大學的第二個 訛傳就是說斯坦福原來被稱作西部的哈佛，后來辦的超過了哈佛，結果現在哈佛被稱為東部的斯坦福。且不說斯坦福有沒有全面超過哈佛，作為全球第一知名大學的 哈佛再不濟也不會稱自己為東部的斯坦福。同樣，心比天高的斯坦福根本不以成為什么西部的哈佛而自豪。事實上，斯坦福公共關系的負責人在接待清華大學代表團 時自豪地講，斯坦福等于哈佛加麻省理工學院（MIT）。雖然斯坦福的這種說法讓人覺得有些狂傲，但是確實有它的道理。

首先，斯坦福大學在 專業設置上覆蓋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合集。在美國大學里有個普遍的看法（也許是偏見），“哈佛的人能寫不能算，麻省的人能算不能寫”，反映出哈佛側 重文科而麻省側重理工科。（實際上哈佛有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和物理學專業。）而斯坦福的人文理兼修。在美國一個大學的綜合排名其實沒有什么意義，關鍵看專業 的好壞。美國最熱門的專業首推醫學，然后是法律、工程和商業。一個學校的歷史專業或者政治學專業再好，在社會上也沒有什么影響。斯坦福大學是美國唯一一個 在這四大熱門領域都名列前茅的學校。它的商學院和哈佛商學院長期以來并列美國第一，它的法學院僅次于耶魯大學排在第二，它的工學院僅次于麻省理工也是第二 名，斯坦福醫學院也在美國前十名。和斯坦福相比，美國其它大學都顯得有些缺胳膊少腿：哈佛和耶魯的工科很弱，普林斯頓和麻省理工沒有醫學院和法學院。

第二在辦學理念上，斯坦福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長于一身。斯坦福既強調素質教育，又強調專業教育。事實證明，全面發展有助于斯坦福大學培養出全才，而全才是作為業界領袖的必要條件。我們在后面的章節中還要詳述這一點。

斯 坦福的校園被認為是美國三個最美的校園之一，另外兩個是康奈爾和普林斯頓。斯坦福人從不掩飾對自己學校的自豪感，甚至從教授到學生經常拿其它名校開玩笑。 下面是斯坦福電機工程系教授出的真實的考試題。某個公司希望設計一種符合 A、B、C 和 D 等條件的數字濾波器，他們找到了麻省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的教師不會，你能幫助他們設計這樣的濾波器嗎？我想麻省理工學院的人看了這個考題一定不會舒 服。斯坦福人驕傲自有他們驕傲的本錢，除了出了這么多的實業家，孵化了很多跨國公司，斯坦福大學的學術水平更是聞名于世。它有十六位在職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其中一半是經濟學獎）和幾十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畢業生。除此之外，它還有七位數學領域最高的終身成就獎沃爾夫獎得主（注：數學領域的最高獎當屬菲爾茲獎， 但是它只授予三十五歲以下的學者，而沃爾夫獎一般授予成就卓著的數學家泰斗們。），四位新聞最高獎普利策獎得主，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國科學院院士，八十多名 美國工程院院士。它的畢業生在全世界各行各業中執牛耳。

在美國眾多大學中，有一百年歷史的斯坦福大學歷史談不上悠久。且不說和有將近四百 年歷史的哈佛大學比，就是和它的鄰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斯坦福大學起步也算很晚的。在斯坦福大學誕生后的頭五十年里，它根本排不進美國一流大學的行 列，更不要說和哈佛大學競爭了。到二戰后，斯坦福大學已經入不敷出，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了。美國的私立大學完全靠自己籌款，政府并不提供一分錢，再好的私 立大學如果經營不善，都可能面臨辦不下去的危險。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在歷史上就出現過非常嚴重的財政危機，最后是靠它無數事業有成而又關心母校的校友捐助 度過了難關。斯坦福大學當時還沒有這么多富有的校友可以依靠，它最大的一筆財富就是斯坦福夫婦留下的八千英畝（三十二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澳門大小的土 地，而大學的中心校園占地不到其十分之一。（斯坦福大學至今荒地多于使用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電子工業發展很快，由于和亞洲的聯系比二戰前緊 密了很多，加州新興的電子工業和航空工業成為了加州的經濟支柱。很多公司有意從斯坦福大學購買土地，但是斯坦福夫婦的遺囑規定學校永遠不許出售土地。這 樣，斯坦福大學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地荒著而無法發揮作用幫助學校渡過難關。

幫助斯坦福大學解決這個問題的是它的一位教授弗里德里克•特爾 曼，他后來被稱為硅谷之父。他仔細研究了斯坦福夫婦的遺囑，發現里面沒有限制大學出租土地，于是他興奮地聲稱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秘密武器 — 建立斯坦福科技園，科技園向外面的公司出租土地 99 年。在這 99 年里租用土地的公司有徹底的使用權，按自己的意愿建筑自己的公司。消息一傳出，馬上有很多公司表示了興趣，并很快和學校簽屬了租約。1953 年，第一批公司，包括大名鼎鼎的柯達公司、通用電氣、夏克利晶體管公司（后來誕生出集成電路的先驅仙童公司）、洛克希德公司（美國最大的軍火商）和惠普公 司進駐了斯坦福科技園。 對斯坦福而言 ，這件事的影響非常深遠，它不僅解決了斯坦福的財政問題，并且成為斯坦福跨入世界一流大學的契機。對外界而言，它促成了硅谷的形成。
    

1953年硅谷第一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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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硅谷的支柱

美國和世界先后出現過很多的技術公司聚集地。但是一旦某個或者某一批大的公司開始走下坡路，這里的科技發展就開始漸漸落 伍。早期的科技公司，比如 AT&T 和 IBM 集中在紐約附近，但是在這兩個公司之后，不再有這個量級的公司出現。波士頓附近，尤其是 128 號公路兩旁曾經有過一些向 DEC 那樣的大公司和不少頗具發展潛力的公司，但是隨著老的公司衰退，新的公司始終不能形成規模。這個地區很難對世界信息產業產生大的影響。硅谷能夠半個世紀長 盛不衰，一個原因是得益于亞太經濟的發展，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靠斯坦福大學不斷向硅谷注入新的技術。

很多人奇怪擁有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的波士頓為什么只能誕生一些小公司而出不來大的跨國公司。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坦福大學的辦學方法和美國東部的名校有很大的不同。斯坦福不是簡單地把哈佛大學 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專業疊加，從波士頓搬到了加州，而是根據加州的情況辦了一所全新的學校。只要同時在斯坦福大學和美國東部哈佛、普林斯頓等名校呆過一段時 間就能強烈地體會它們之間的巨大差異。

在眾多差異中，最重要的是開放性。我這里講的開放性不是指校門二十四小時打開任人進出，這個要求太 低了。所有美國的大學，包括西點陸軍學院和安納波利斯（Annapolis）海軍學院都是沒有圍墻任所有的參觀者開車自由進出。我這里講的開放性是指一個 大學在各方面，從教學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當地的社區。不論是生活在田園般的普林斯頓和康奈爾，還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倫比亞，你能明顯感覺你置身于象牙塔 中。一個學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為他們大部分時間和中國大學圍墻里的學生一樣，過著三點一線的生活。而教授，則是傳道、授業、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 而生活在斯坦福，從教授到學生都很難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覺。

斯坦福大學的這種開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學在地域上遠離美國的政治 中心，導致了它從政府獲得的研究經費占整個學校經費的比例遠遠落后于東部的著名大學。以工學院為例，斯坦福大學和它的老對頭麻省理工學院規模相當，但是前 者從政府獲得的經費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讀者仔細研究一下美國頂尖大學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經費的關系就會發現，大學來自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與它到華盛頓 特區的距離成反比。政府資助的研究經費對很多教授來講并不是很容易申請。首先要寫很長的申請報告，然后一輪一輪地通過評審。在評審過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 和經費的主管人員以及同行評審人做公關。在美國申請經費和在中國拿錢一樣，人際關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經常請主管經費的自然科學基金會 NSF、DARPA 和國防部（DOD）的主管們參觀實驗室和參加自己的學術報告。而這些政府官員們要到斯坦福聽一次報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樣，這些離政府部門近的大學自 然就近水樓臺先得月。斯坦福遠在加州，當然就很吃虧。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經提上終身教職并且不缺經費的教授到后來甚至懶得寫申請了。

作為 一個大學教授，能從政府拿到大筆研究經費當然是可喜可賀的事。和從工業界拿經費相比，拿政府的經費有很多好處。首先，美國政府的資助一般來講強度較高，在 這一點上各國政府都一樣，無需格外說明。從美國政府拿科研經費，除非像研制哈伯天文望遠鏡這類特殊的項目，很少需要做具體的系統，只需要進行方法研究，最 后交一份研究報告就可以了。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拿美國政府的研究經費容易交帳得多。比如搞語音識別研究，在中國拿了八六三的大額 經費要做識別系統，而在美國只需要用計算機實現自己的算法，證明其有效即可。很少有教授會像李開復博士那樣真正開發一個語音識別系統。（美國從來沒有中國 的科研鑒定會。）NSF 和 DARPA 等政府的科研主管機構這樣做是很有道理的，它為教授們省去了很多做演示系統的時間和精力，讓科學家們能夠把精力完全集中于研究本身。這是美國能夠在科技上 長期領先于世界，并且幾乎每年都有人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毫無疑問，很多大學教授，樂于接受這樣的項目，他們既可以專注于做學問、多發表論文，又可以有穩 定的經濟來源。（美國大學教授的暑假三個月的工資要從自己的科研經費中出。）一些成名已久影響力很大的教授，更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拿到長期大額的政府合同， 比如我已經多次提到的著名語音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專家賈里尼克教授便是如此，他的經費常常是系里其它教授經費的總和。久而久之，他們和政府互相產生了極大 的依賴，自己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

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國政府的 NSF 和 DARPA 等科研經費一般資助的都是工業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礎研究項目，比如基礎科學、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的許多項目。這些研究課題在短期內不可能產生任何商業價值， 有些可能永遠沒有商業價值，由政府出錢來資助這些項目對于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個項目有了商業價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資助時，政府會漸漸 減少并且最終停止對這些課題的資助，因為政府（納稅人的代表）認為沒有必要和工業界做重復的事，更沒有必要和工業界競爭。在這一點上，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 與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說美國政府幾乎沒有對搜索技術研究的資助，因為它是一個已經開始盈利的技術。幾周前我接待了一個中國政府代表團參觀 Google，在最后的提問時間，一位官員問美國是否對 Google 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資金上給予扶植和照顧，在場的 Google 副總裁回答，她覺得 Google 作為一個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應該也沒有必要從政府得到特殊的關照。需要政府幫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陽能公司。

即使 是在工程領域，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應用面非常窄，有時發表的論文都沒有幾個人真正愿意讀，更不用說有商業意義了。賈里尼克教授諷 刺這種現象是“除了論文的評審者，沒有人會去讀這些論文”。美國對政府研究經費管理很嚴，嚴格禁止拿一個項目的經費去資助自己其它研究項目，即使經費有結 余，教授們也不可能用它來研究有實際應用意義的課題。于是，拿了足夠多政府經費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應用課題了，更不要說自己去開辦公司了。久而久之， 在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里就營造了一種清高的風氣，大家比誰獲得的政府經費多，誰的研究論文出的多，誰的研究成果理論水平高。教授們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響了 他們的學生。這些學校的博士生們在學校時做實驗、寫論文，畢業以后接著當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實驗室做研究員。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有美國最好的電機工 程系和計算機系，但是麻省當教授的博士畢業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從做學問的角度講這完全是對的，但是這種研究對創業幫助不大。

斯坦福大 學遠離聯邦政府，從政府得到的經費相對比東部的名校少，這也不足為奇。但是，斯坦福大學守著硅谷，從工業界拿的錢比任何一個同樣規模的東部大學不知多多少 倍。從公司拿錢一般來講強度不會有政府那么大，而且還要做很多具體的事。有些公司支持的研究項目甚至無法發表高質量的論文。所以美國東部名校的很多資金充 足的教授不屑于和工業界打交道。

但是，從工業界拿錢的好處也是很多的。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在于無論是教授還是他們的學生都可以通過接工業界 的項目鍛煉解決實際問題的本領。凡是和導師接過公司項目的讀者對這點都會有所體會。這樣用工業界的錢，斯坦福就培養和鍛煉了很多技術上的全才，他們從設計 并實現一種產品到項目管理都得到了鍛煉。但是如果僅僅是這一點好處，不過是把原來可能當教授的年輕人培養成了高級工程師和技術主管，而不是工業界領袖和創 業者。其實和工業界保持聯系并且為工業界做研究對于創業來講，最大的好處在于能夠看清產業發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機會。這個潛在的好處對于年輕的學生甚至 比資深的教授們更明顯，因為年輕人更愿意嘗試。美國雖然在從科學技術向產品轉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國家好一點，但是仍然明顯存在著工業界和學術界相脫節的現 象，這不僅表現在大學研究的課題脫離實際，也表現在工業界在遇到問題時找不到答案，而能夠緊密聯系這兩頭的斯坦福大學的師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在斯坦福這種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開發，它本身是一個工程性強但學術性弱的題目，MIT 一般是不會碰這個題目的。但是，一般的網絡設備制造公司因為局限于現有產品也不會動腦筋去發明一個通用的路由器，這樣波薩克和勒納的機會就來了，他們發明 了一種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創辦了思科公司。再比如 DSL 的發明和應用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用于 DSL 的編碼方法早被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大家不過是發表幾篇論文制定一些標準而已。而同時工業界生產調制解調器的廠家還在為將傳輸率從 14.4K 提高到 28.8K 費腦筋，它們本身沒有可能做到質的提高。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約翰.查菲，當時還是斯坦福年輕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這個機會。后來成為美國最年輕的 工程院院士的查菲，當時已經是信道編碼的世界級專家，他比工業界的任何研究員都有更高的理論水平，同時他一直接受工業界研究經費，比絕大多數教授更會做實 際的東西。在理論上查菲完善了 DSL 的編碼方法并且把它變成了一種國際標準，同時，查菲教授帶著他的學生辦起了 Avanta 公司，真正實現了 DSL 取代撥號上網這一跨時代的變革。

在斯坦福大學這類的例子非常多。大學對教授辦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一個教授能完成教學任務， 并且發表足夠多像樣的論文，斯坦福并不限制它的教授到外面的公司兼職，甚至在一段時間里全時離開學校創辦公司或者在公司里擔任要職。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 軒尼詩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八十年代他在發明了精簡指令集（RISC）的處理器 MIPS 后，便合伙創辦了 MIPS 公司。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辦公司上，而不是在斯坦福的教課和搞研究。幾年后，MIPS 公司在納斯達克上市，后來又賣給了它最大的客戶 SGI 公司。軒尼詩本人才從工業界抽身出來，回到斯坦福擔任了工學院院長。經過在工業界的一番闖蕩，軒尼詩成為了難得的管理人才。幾年后，他開始擔任斯坦福的校 長直到今天。現在，軒尼詩仍然是 Google、思科和另一家上市公司 Atheros 的董事。

開放校園的真正含義在于像斯坦福那樣，讓大學融入社會。開放是斯坦福的“本”，而廠校結合是它的“用”。后者保證了大學開放校園的具體實施。

北 美的很多工科好的大學，比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拿大的滑鐵盧大學都強調廠校結合。麻省理工學院為了讓學生獲得工業界的知識，和 AT&T 等大公司建立了共同培養學生的計劃（program），進入該計劃的學生要在 AT&T 工作一年（四個暑假），作為回報 AT&T 公司支付該學生的學費，美國不少大學有這種類似于獎學金的計劃。這對于進入這些培養計劃的學生來講當然是兩全其美的好事，既解決了昂貴的學費問題（注釋： 美國私立大學學費是中等收入家庭無法承受的），又得到了很好的工業界工作經驗，將來無論是去工業界還是繼續讀研究生都大有好處。但是，這種松耦合的結合對 大學和公司的直接幫助都不是很大。對于學校來講主要的好處不過是大公司替它資助了一些學生，同時替它承擔了一部分職業教育的義務，但是學生們在公司做的題 目和學校通常毫無關系，這種合作對于學校的科研幫助非常有限。對于公司來講，雖然有了從名牌學校優先選擇優秀學生的有利條件，并且這些學生工作后進入角色 會比同齡人快一點。但是，這些學生，大部分是本科生，畢業以后并不一定要去贊助他們的公司工作。在實習期間，他們也根本不可能為公司帶來什么新的思想和技 術。

斯坦福和硅谷的廠校結合要超出麻省理工學院的大學許多。斯坦福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人才的培養上給予了硅谷公司直接的幫助。在技術上 的幫助反映在大量優秀的教授直接到硅谷的公司任職和研究這些公司的科研項目，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在人才上的幫助首先反映在大學一直在為硅谷各個公司 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進行繼續教育。硅谷公司多數的工程師并沒有碩士學位，不少人在工作中發現自己的專業水平需要提升，斯坦福大學為這些人提供了非常方便的進 修計劃，他們可以每學期在大學修一兩門研究生的課程，這樣三到五年就能拿到一個碩士學位，有的人甚至一邊在公司全職上班，一邊利用業余時間在斯坦福讀博 士。雖然有時候一個博士學位要讀十年八年，但畢竟是能在全職工作條件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好辦法。當然，如果有人不想拿學位只想聽一兩門課也是可以的。硅谷的 公司深知職業培訓的重要，一般都會在時間上和經濟上鼓勵員工追求更高的學位。為了方便硅谷員工修課，斯坦福大學有很好的遠程教育網絡。學生不必到課堂上聽 課，可以在家里電視機前上課。斯坦福幾乎所有的課程都通過有線電視向校園和硅谷實時轉播，它自己的學生也沒有必要到教室去。很多人一學期沒有踏進教室照樣 學得很好。萬一上課的時間和上班的事情有沖突，在職的學生可以在課后到圖書館借出課程的錄像補習。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大學為周圍的公司的員工提供了 如此方便的職業教育機會。

在斯坦福讀在職博士的硅谷員工通常比剛剛本科畢業的學生更容易找到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因為一方面他們有工業界的 經歷，知道哪些課題今后對自己幫助大，另一方面，他們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需要靠教授的助學金生活，他們更看重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而不是他們手上的 錢。（對于沒錢的剛畢業的學生，常常要為了爭取獎學金而犧牲自己的興趣。）世界各國的博士生都面臨同樣一個問題，花了四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研究的課題畢業以 后可能沒有用途，因為博士生不完全有選擇課題的自由，有時也太不了解學校以外的社會。這個問題對于那些在硅谷工作過的博士學生一般不存在。這使得斯坦福高 級人才培養的效果非常好。

斯坦福大學也為硅谷和工業界培養了很多管理人才。有八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斯坦福商學院在美國和哈佛商學院齊名。 硅谷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后到那里去充電。為了方便日理萬機的公司負責人也能到商學院進修 MBA 的學位，斯坦福除了有一般的 MBA 課程外還提供了專門給公司執行官們開設的 EMBA 課程。

當然，從斯坦福拿任何一個學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國有句話，“哈佛難進， 麻省難出”。而斯坦福大學實際上是既難進又難出，它對學生一貫采用嚴進嚴出的做法。有人認為只要給斯坦福捐一大筆錢就能“混”進學校，這個想法完全錯誤。 因為斯坦福并不缺錢，而且不會為了錢去砸自己的牌子。（哈佛等大學同樣杜絕這種達不到要求的學生入學）根據斯坦福大學官方網站公 布的數據，它本科生的四年畢業率只有 75% 左右，即使到第六年，畢業率也只有 95%。也就是說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四年內完成不了本科學位，有百分之五的斯坦福本科生最后拿不到學位。這個淘汰率比中國最好的大學不知道要高多少。斯坦福 的博士生淘汰率就更高了，很多人讀了幾年因為無法通過博士資格考試（Qualification Exam）不得不拿個碩士學位走人。以它的電機工程系為例，每年大約有一半的學生要被資格考試刷掉，當然每個人有兩次機會。

除了為硅谷提 供技術支持和培養人才外，斯坦福在幫助硅谷轉型方面貢獻很大。八十年代以前，硅谷的支柱產業是半導體。八十年代以來，從斯坦福孕育出的思科公司、太陽公司 和 SGI 公司（太陽公司在九十年代的主要競爭者），推動了整個硅谷從半導體到硬件系統的轉型。九十年代末，誕生于斯坦福的雅虎和 Google 以及無數小的互聯網公司掀起了互聯網的熱潮，實現了硅谷的又一次轉型。今天，斯坦福在能源、材料等方面的一些新技術正在幫助建立太陽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的 產業，這個產業可能比互聯網更大。

一方面斯坦福大學帶動了地區性經濟，另一方面它又是硅谷崛起最大的受益者。硅谷的公司為斯坦福提供了巨 額的研究經費和捐贈。在歷史上，惠普公司、思科公司、太陽公司和 Google 公司都是斯坦福的贊助者。僅惠普的創始人休伊特 2001 年就向斯坦福捐贈了四億美元的巨資，這是世界上迄今為止給予教育機構最大的一筆捐贈。2005 年，斯坦福收到的捐贈首次超過了它的老對頭哈佛大學，完全是托 Google 創始人和員工的福。斯坦福收益于硅谷的地方遠不止在財政方面。由于硅谷的發展，斯坦福大學學生的就業率成為美國最高的，很多優秀學生正是沖著找工作方便這 一條原因才選擇斯坦福大學的。守著硅谷自然有得天獨厚的創業和與工業界合作的機會，這又成為一些優秀教授選擇斯坦福的原因。正是靠著硅谷的興起，斯坦福大 學才從二戰后一個地區性大學一躍成為美國一流大學，繼而又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大學之一。

政府資助的研究課題不僅偏向于理論研究，而且研究方 向也未必有很大的前景。大學教授看上去自由自在，可以研究自己有興趣的課題，不像公司里的人被綁在上司交給的任務上。但是因為沒有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因此 大學教授天天圍著經費轉，政府有什么經費他們不得不申請什么課題。幾年前在歐洲舉行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專家就這個領域今后的研究方向暢所欲言，賈里 尼克教授聽得不耐煩了，講道“你們在這里吵來吵去白浪費時間，還不是各國政府給你什么錢你就干什么課題。”這是一個大家不愿意承認的事實，但它確實是實際 情況。在 2000 年后的一段時間里這個計算機科學在美國進入低潮，很多計算機科學家都轉行去搞生物統計和生物信息處理了。而現在，大量學習生物統計的博士生畢業了，而學術 和工業界對生物統計根本沒有增加多少需求，很多博士生將很長時間找不到工作。這是政府計劃性很難避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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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紐曼+洪堡的教育模式

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校長曾經在畢業典禮上開過這么一個玩笑：“諸位，你們知道以前我們伯克利的畢業生是如何稱呼 斯坦福的畢業生么？我的上司（My Boss）！”他的意思是在公司里當老板的常常是斯坦福的人，干活的是伯克利的人。接著他又說：“這種現象直到出了埃里克施密特（Google 的 CEO）才終止。”當然，大家都知道施密特是個特例，而他前半句話講的現象卻是普遍的。為什么斯坦福大學能培養出這么多優秀畢業生，尤其是工業界的領袖 呢？這一方面是因為斯坦福守著硅谷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另一方面和它的教育方式有關。

斯坦福和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僅 僅體現在研究上，也體現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上。美國東部的名校比較傳統，用中國唐代韓愈的話講，就是傳道、授業和解惑。它們對教授和學生要求都比較嚴，加 上教授們專注于教學，因此教學水平非常高。比如在麻省理工學院，它本科生的基礎課微積分從來是由最好的數學教授講授，這一點在斯坦福做不到。因此很多學生 和家長都知道在東部名校更能“學”到知識。而斯坦福更傾向于讓教授和學生自由發展。它對教授和學生都是外松內緊，自由度大得多，對于有的學生來講可能是如 魚得水，對于沒有動力的學生可能就荒廢了時日。如果單從知識的傳播來看，斯坦福還是趕不上東部名校。很多斯坦福的教授自己都承認這一點，甚至認為和它的鄰 居伯克利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這種差異的形成有有傳統上的和地域上諸多原因。美國東部的著名大學，以常青藤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大學為 代表，沿襲并且長期以來執行歐洲尤其是英國早期（不是現代）傳統的“高等、教育”的原則。所謂高等是指大學為社會培養高素質、有文化和有教養的（本科）人 才，實際上是私人貴族教育的社會化。這些大學在本質上講不是職業教育的機構，而是培養紳士的地方。這與中國孔子時期的教育理念有不謀而合之處--教育的目 的不是傳授實用技能和進行職業訓練，而是教授禮儀、修養和德行。直到十九世紀末，哈佛等大學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為主，有一點像中國古代強調“六藝”。到了 十九世紀，由于英國牛津運動的出現和德國洪堡體系的誕生，歐洲的大學水平有了質的飛躍。而在美國的大學里學不到什么有用的東西，很多青年人不得不到歐洲求 學。所幸的是，就在斯坦福大學誕生的時候，歐洲這兩項變革已經完成，大學教育的觀念在美國開始改變。

說起現代高等教育，一定要提到兩個人，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和教育家洪堡以及英國的牧師和教育家約翰•紐曼。

洪 堡是普魯士德國的外交家，卻建立了完善的、服務于工業社會的普魯士教育體系。德國有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學。在這個體系中，職業教育、技能的教育成為大學 的中心任務，這樣大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就是真正有用的知識，一走出校園就馬上為社會服務。洪堡體系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強調研究對于大學的重要性，它將大學從一 個教育機構變成了一個教育和研究的綜合機構。在強權的普魯士，一種體制很容易被自上而下地推廣。普魯士得益于洪堡的高等教育體系，很快從歐洲一個小的農業 國實現了工業化，并且一躍成為十九世紀歐洲最強國。德國的高等教育至今基本沿用洪堡一百五十年前制定的體制，保證了它在全世界工業界和商業界的領先地位。 洪堡體系后來對美國、俄國（前蘇聯）和中國等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馬上搞了將理工專業分離的院校調整，將清華大學、北京大 學等原來的綜合性大學拆成文理型大學、工科大學，政法學院和醫學院等等，完全是按照洪堡的體制來的。遺憾的是又沒有學到家，“忘了”在大學里建立研究生 院，以至于研究生教育至今落后。）

美國著名教育家丹尼爾•吉爾曼（Daniel Gilman）等人借鑒了洪堡體系的長處，將美國的很多大學從近代的私塾轉變成高等職業教育和研究的機構。吉爾曼生長在美國東部，卻在美國西海岸擔任了伯 克利加州大學短暫的校長。在加州的短暫時光讓吉爾曼看到了大學開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性。由于加州政府試圖把伯克利辦成一所農業大學，使得吉爾曼的理想難以實 現。這時正好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剛成立，并聘請了他來擔任第一任校長，吉爾曼實現自己理想的舞臺便順順當當地出現了。吉爾曼不負眾望，按照德國職業教育的模 式，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起美國第一個研究生院并把該校辦成了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在長達二十五年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生涯中，吉爾曼不僅把該校辦 成了一流的大學，而且把研究型大學的概念在美國普及。幾年后，它的學生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也把康奈爾從一個小的鄉村學院辦成了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吉爾曼后來又擔任了卡耐基學院的校長，奠定了今天卡耐基梅隆大學在工科世界 一流的地位。）
    

教育家吉爾曼

斯 坦福大學誕生的契機很好，當時正是美國大學向研究型大學轉型的時期。里蘭德.斯坦福為了給斯坦福大學找一位好的校長，遍訪美國東部名校。他在康奈爾大學見 到校長安德魯.懷特（Andrew White）。懷特深得老師的真傳，他和斯坦福談得非常投機，于是斯坦福希望懷特能接受斯坦福大學校長一職。懷特因故不能接受邀請，而向斯坦福推薦了自己 年輕的學生、印第安納大學的校長大衛•喬丹（David Jordan），即后來斯坦福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在喬丹領導下的斯坦福，從一開始就避免了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二百年來走過的彎路，直接成為了研究型大學。

斯 坦福一直有重視研究、重視博士生教育的傳統。這不僅僅表現在科學和工程學上，而且在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學科也是如此。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 系和政策研究中心，現任國務卿賴斯原來就是那里的學者。斯坦福大學在上個世紀初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后來從斯坦福大學分離出去，即現在的 SRI International，是美國著名的信息科技和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凡 事有利必有弊，一個教授的時間是有限，搞研究的時間多了，辦公司的時間多了，在本科生教學上投入的時間就少。這就是斯坦福大學本科教學水平趕不上普林斯 頓，也比不上它的鄰居伯克利的原因。但是即便如此，我個人仍然認為一個本科生在斯坦福比他在普林斯頓或伯克利能學到更多的東西。這里面就涉及到對大學理念 的理解了。

我不是大學教育研究的專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片面之處。對于大學的理念，我個人非常贊同英國牛津的主教、牛津運動 （Oxford Movement）的發起人約翰•紐曼的觀點。紐曼有點像圍棋里的求道派，在他看來，大學是傳播大行之道（Universal Knowledge）而不是雕蟲小技的地方。紐曼在他的著名演講“大學的理念”（Ideas of University）中講到“先生們，如果讓我必須在那種由老師管著、選夠學分就能畢業的大學和那種沒有教授和考試讓年輕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學習三 四年的大學中選擇一種，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為什么呢？我是這樣想的：當許多聰明、求知欲強、具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銳的年輕人聚到一起，即使沒有人 教，他們也能互相學習。他們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鮮事物并且掌握獨到的行為判斷力。”

我不知道今天的牛津大學是否還遵 循紐曼的這個理念。在美國，很多研究型大學在強調職業培訓的同時，依然遵循這個大學的理念。以職業教育而著名的哈佛商學院（HBS）其實把紐曼的這個理念 發展到了極致。在這所全球最難進的商學院里，從沒有考試。同學們互相學習獲得的知識不比從教授那里得到的少。大家生活在一起，平時同吃同住，放假由學校組 織到世界各地一起玩，那里的學生都是年輕、已經小有成就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們在寬松的環境下，可以自由地獲取專業技能和社會知識，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經 驗。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在哈佛商學院里不能和同學們玩到一起的人是白交學費了。斯坦福在這方面當然沒有哈佛商學院那么夸張，但是它給本科生一個類似的內緊 外松自由發展的環境。

紐曼的教育方法要求受教育的人有很高的自覺性。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一個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是問題學生，而 學校又不加管束，這個大學一定辦得一團糟。所以很多州立大學，由于學生的來源參差不齊，很難實施紐曼的這個理念。和哈佛商學院一樣，斯坦福大學的入學門檻 都很高，它每年的招生人數只有伯克利的五分之一，來到這里的學生都是希望自己今后事業上有所成就，它們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主動性是不用人擔心的。斯坦福 大部分本科生，學習能力很強，能很快掌握專業知識，這樣就有時間和精力去學習立足于社會的基本知識，也就是紐曼所說的 Universal Knowledge。

紐曼教育方法成功的第二個關鍵因素是大學學生和文化的多樣性。一個大學要想讓它的學生掌握 Universal Knowledge，必須讓他們有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學習，也必須讓他們互相之間有取長補短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有這樣的體會，學習電腦的同學聚在一起常常談 論一些和計算機或者科技有關的話題，學習金融的在一起常常談論對經濟的看法。如果一個大學的都是由同一類年輕人構成，他們取長補短的結果不過是補充了專業 知識，而不是 Universal Knowledge。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Cal Tech）和卡耐基梅隆大學等優秀的大學雖然在工程上不比斯坦福差，但是無論是專業、課程和生源都太單一化。一個進入了麻省理工學院的高中畢業生很明確是 為了學習理工的，而他們周圍的同學也是如此。這些年輕人在一起不斷交流，彼此在技術上越來越精深，內境逾寬、外延逾窄。我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一些博士生談論 過各種瀏覽器的好壞，他們不和你談微軟的 IE 或者 Mozilla 的火狐，而是 Unix 用戶更常用的字處理器 Emacs 下一個很小的瀏覽網頁的功能，這個東西不僅不好用，而且在全世界用它的網民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他們和你談的是里面技術上誰實現的好。這些人以后可以是很好 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但是很難創業。

斯坦福大學則不同，它的學生來源非常多樣化、多元化。他們從文理、工程、醫科、商業到法律什么都有。很 多人到了斯坦福并不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專業上。可以想象，一個計算機博士在和一個住院醫生談論瀏覽器時，就必須用最通俗的語言和他交流，而不是對各種技術評 頭論足。同時，他可以得到一個醫生對瀏覽器的需求，比如使用的方便性，安全性等等。斯坦福大學的學生來自于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院中 一半是外國人，但是很多大學的本科生都是美國人、本州人甚至本地人。不難想象從小在同一個地區長大的孩子說來說去就那么點兒話題，不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無法 想象世界之大、之多樣。

斯坦福的很多學生不僅在學業上是出類拔萃的學生，而且有各種各樣的特長。我的一位朋友在高盛做投資，是非常成功的 投資人，他也是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年輕的時候還是 ATP 職業網球選手，一度排在世界二十幾名。比如在體育方面，斯坦福大學出了很多奧運會冠軍和世界冠軍。斯坦福大學的游泳隊曾經是半只美國奧運游泳隊，出過獲得 四枚奧運會金牌的埃文斯等一大批泳壇名將。從 1912 年起，斯坦福大學在歷屆奧運會上至少獲得一枚金牌，最多的一次多達十七枚。斯坦福大學還出過網球巨星約翰•麥肯羅。斯坦福大學的橄欖球隊和籃球隊都是美國 一流的。這些運動員并非只是靠體育成績受照顧進的斯坦福大學，他們大都數在學業上同樣優秀。這些奧運會冠軍就和大家住在同一個樓里，一起上課。

斯 坦福大學沒有音樂學院，只有一個不大的音樂系。但它卻是著名鋼琴家斯坦恩（Stern）和大提琴家馬友友經常演出的地方。斯坦福大學有全世界最大的羅丹雕 塑收藏，包括他最著名的作品思想者。（注釋：羅丹的每一件雕塑作品一般有不止一個但不到十個真品，原始的模具在這幾個真品澆筑完畢后毀掉。他的思想者在法 國和美國有幾個真品，互相之間沒有區別。）對年輕的學生最有益的校園環境就是那種最貼近今后真實生活的社會環境。在斯坦福，人員的構成和真正的社會并無太 大差異，每一個年輕人周圍又是各個行業的佼佼者，在這個環境中互相學習幾年，外延就變得寬闊起來。對于大部分學生來講，在斯坦福的歲月里學習到的社會知識 比課堂知識對自己的一生更有幫助。拉里•佩奇在 Google 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學介紹他成功的經驗時強調的一點是，創業者要成為全才（用他的原話講，Be an expert in all aspects.）從培養全才來講，斯坦福大學無出其右。

其它大學有心學習斯坦福的經驗，卻難成功。且不說眾多州立大學因為學生水平參差 不齊很難和斯坦福相比，就是其它名牌私立學校由于種種原因也很難像斯坦福那樣同時兼得紐曼教育和洪堡教育之長處。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Cal Tech）又太單一化，它們的學生過早地開始了職業訓練，多多少少便有了“呆氣”。即使是哈佛和耶魯等“綜合性”大學也很難創造斯坦福的奇跡，由于歷史的 原因它們在工科職業教育上非常弱。哈佛大學一直想彌補工程方面不足的缺陷，利用它的名氣聘請了很多著名教授，但是仍然只是建立起一個象牙塔式的小規模、沒 有什么影響的工程院。它一度試圖合并麻省理工學院但是沒有成功，因為后者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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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創業的孵化器

硅谷為斯坦福人提供了經費和實實在在的課題，讓學生們容易找到合適的創業題目，加上寬松的環境為教授和學生的創業行動 大開綠燈，良好的教育使得很年輕的學生也可以應付未來的各種挑戰。現在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東風就是學校最后扶植一把。我看過一則關于肯尼迪總統和美 國導彈之父馮?卡門（錢學森的導師）的故事。六十年代初，馮卡門被授予美國總統獎，這是在美國人心目中比諾貝爾獎更高的榮譽。當馮卡門在肯尼迪總統的陪同 下走下白宮的樓梯時，這位年邁的科學家一個趔趄差點摔倒，肯尼迪總統馬上上前去攙扶。這時，馮?卡門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年輕人，當一個人往下走的時 候是不需要扶的，當他往上走時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斯坦福大學無疑在扶植學生創業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對創業的教授和學生直接的幫助就是建立他們和工業界之間的橋梁。斯坦福專門有一個辦公室幫助想創業的在校學生和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有來往的企業家、投資家聯系，尋找投資。

Google 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找到第一筆投資的。1998 年，在開發 Google 搜索引擎不多久，這兩個創始人很快就用光了自己口袋里不多的錢和信用卡能借到的全部的錢。他們自己也曾經努力尋找過天使投資，但是由于他們當時只是兩名普 普通通的博士生，在當時硅谷多如牛毛的創業者中并不引人注意，開始找錢并不順利。這時他們通過學校的這個幫助學生創業的辦公室，聯系上了太陽公司的創始人 安迪?貝克托森。貝克托森雖然是計算機技術出身，但是對搜索引擎技術并不熟悉，以前也沒有用過 Google 的搜索。但是因為是母校介紹來的人，安迪還是在百忙中約見了這兩個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據佩奇講，安迪很忙，因此把他們約到了上班前在公司見面，他和 布林帶著自己的服務器到了安迪的辦公室，安迪當場搜索了一些東西，非常滿意，當即寫下了十萬美元的支票給了他們。這就是 Google 作為一個公司的開始。雖然這筆錢沒多久就用完了，但是這筆錢的廣告效應遠遠不止這十萬美元。以后有些投資者聽說太陽公司的創始人、工業界的領袖投資給 Google 了，也就相信了 Google 的水平。在 Google 最早的投資人中，包括籃球明星奧尼爾、電影明星后來加州州長施瓦辛格等根本不懂技術的天使投資人。這些人是通過一個天使投資團，隨著貝克托森糊里糊涂地發 了一筆財。

可以想象如果佩奇和布林不是斯坦福的研究生而是什么其它學校的，他們很難有機會直接向一位工業界領袖推銷自己的發明。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在中國，一位普通的清華大學或者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有沒有可能通過學校直接見到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斯坦福能做到這件事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雖 然全世界所有的大學都有一個官方的聯系校友的機構，可是很多都形同虛設。但是美國很多著名大學，包括斯坦福大學的這種機構是實實在在地、經常地和校友，尤 其是事業有成的校友聯系。它們會有專人定期地到各地向那里的杰出校友通報學校的情況，既分享學校的發展成就，也通報學校遇到的困難。遇到后一種情況，很多 有錢的校友會傾囊相助。而斯坦福對慷慨的捐贈者給予衷心的感激和很高的敬意。正是有緊密的聯系，校友們才會在離開學校后不斷幫學校的忙，包括幫助自己的師 弟師妹們創業。

斯坦福大學有一個非常聞名的風險投資論壇（Stanford Entrepreneurship Corner）。雖然從它的名字上看它有點像中國的英語角，但它實際上是由工業界和著名大學教授輪流主講的論壇。經常來這里的人包括很多著名的風險投資 家，比如 KPCB 的約翰.多爾，工業界的領袖，比如 Google 的 CEO 施密特和創始人佩奇，Facebook 的創始人祖賓伯格以及哈佛商學院和斯坦福商學院的許多著名教授。這樣，斯坦福的師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世界級的投資人和工業界領袖。這不僅使得大家有機會找到 投資渠道，更可以從著名投資人和工業界領袖那里得到創業的指導，創業的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

美國每個大學都或多或少有些畢業生能成功創辦 各種小公司，但是能將小公司辦成主導一個行業的跨國公司則是鳳毛麟角。而在這個信息產業的主導公司中，由斯坦福大學校友創辦的公司可能占到一小半。妨礙一 個創業者成為業界領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兩條不得不注意，第一是好高騖遠：關于這一條我們在前面已經多次提及，就不再贅述了。第二就是小富即安：很多人 辦公司都本著撈一把的想法，而不是做一番事業，這些人歸根結底是創業的境界不夠高。而這種境界是不可能從課堂上學到的，只有經常和世界級的人物在一起切 磋，一個人的境界才能有質的提高，他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世界上至今找不到第二所大學能夠讓任何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不停地接觸到工業界和商業界的領袖。

斯 坦福大學鼓勵創業的另一個具體措施是對利用職務發明創業的寬容性。我們在前面介紹思科公司時提到，思科創始人的發明完全是利用工作便利的職位發明，在很多 大學和實驗室專利的所有者即雇主嚴禁使用職務發明來創辦個人的公司。斯坦福大學在這方面相對比較開明，只要大家坦誠地協商好將來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勵它 的學生和教授利用職務之便創業，一般斯坦福要的股權少得可憐。我們前面提到的軒尼詩創辦的 MIPS 公司，包括 Google 公司都用了斯坦福的技術，而斯坦福則占有一點股份。就如同低稅率可以刺激經濟一樣，從長遠來講斯坦福這種少占股份的做法是雙贏的，因為它可以鼓勵創業。作 為對母校的感激，幾乎所有創業成功的人都非常慷慨地給予了斯坦福巨額的捐助。

除了為創業者提供便利的創業條件，斯坦福大學第二大的幫助就 是營造了一個創業的氣氛和傳統。很多大學都試圖效仿斯坦福大學鼓勵學生創業，然后從成功的創業中得到長期的回報，但是在整體上卻沒有營造出創業的氣氛。麻 省理工學院一直以培養工程界領袖為己任，并且成功地培養了大量的工業界主管，但是自己辦公司的學生遠不如斯坦福多。不少風險投資家也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校 園里轉悠，希望能找到好的項目投資，但是效果一般。加州理工有一系列專門培養工業界領袖的必修課程，但是大部分畢業生反而進入學術界了。這些名牌大學缺乏 創業的氣氛。哈佛商學院要求每個人要提出和制定創業計劃，并且給予前幾名的學生創業經費，雖然這樣扶植出一些小公司，但是它們都沒有成為一個行業的領頭 羊，更沒有開創新的行業。所以，這么多年來不論是向麻省理工學院這樣著名的工科大學，還是像哈佛商學院等著名的商學院，都沒能重復斯坦福的奇跡。

創 業的氣氛非常重要。在一個有創業氣氛的大學里，創業是一種主動行為，創業者出于自己對一個技術和它的商業應用的特別興趣，將它的實現作為自己的理想，這種 動力對于創業的成功不可或缺。反之，如果光靠別人來推動創業，是鮮有成功的。只有主動的創業，創業者才能從親身實踐中找到好的創業題目，并為之奮斗。反 之，即使有了好的題目，也會半途而廢。我參加過某個著名工科大學在硅谷為風險投資家舉行的項目介紹會，該校為了鼓勵學生創業，規定以小組為單位的學生必須 完成一項發明和設計才能畢業，在介紹會上他們拿出了一些很好、很有新意的發明。但是這些發明大多數是學生們作為完成教授任務或者拿學位的要求而進行的，而 學生們根本就沒有想將這些發明產品化而掙錢。因此，他們在選題時很多題目雖然好卻只能將技術賣掉，根本無法辦公司。即使有一些好的選題，因為和自己今后的 事業無關，學生們也根本沒有仔細考慮商業化的許多繁雜的具體問題，因此面對風險投資家的提問茫然無所知。由于沒有創業的熱情，幾乎所有的學生一旦完成了學 位的要求離開了學校，所做的工作就半途而廢了。第二年，新的學生重復他們學長們做的無用功。當然，這種訓練對學生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但是對創業的作用微乎 其微。

在人們想象中，商學院的學生就應該熱衷于創業，但其實不然。雖然很多商學院為它們的學生營造各種創業的條件，但是他們創業成功的案 例還不如學習工程的學生多。我參加過風險投資對一個著名商學院的一些學生創業項目的評估。也許是學習商業的原因，他們提出的題目都很大，但是很多要么是夸 張，要么是沒有實際內容。其中一個是類似于網上建立一個社區，自己設計賀卡、T恤衫、紀念品和郵票（注釋：在美國允許使用自己設計的郵票）并且通過社區來 交流。這個公司的盈利模式就是在從相互有償的授權中（License）切一塊利潤。這個題目我不能說沒有用，它的提出者們也一定是做了不少研究的。但是， 這里面我看不到任何的技術和商業特點能夠阻止其他人進入該領域競爭。更何況其市場規模比他們提出的小很多。第二個很有代表性的項目是一個大的難以置信的項 目，叫做互聯網 3.0。我問他們互聯網 2.0 的定義至今是否清楚，他們不置可否。我們又問他們這互聯網3.0能夠帶給用戶什么好處，他們也不置可否。最后我們問他們為什么要選擇這個題目，他們認為， 第一，在當前的互聯網領域雅虎和 Google 等公司已經處在主導地位，很難撼得動，只有提出一種超前的概念才能打敗雅虎和 Google 等。第二，這個題目足夠大，因此風險投資也許會有興趣。我們再問他們在此以前做了多少研究，發現他們確確實實做了很多的研究，他們看了很多的參考資料，圖 書館里的，互聯網上的。但是他們的項目無異于閉門造車。第三個有代表性的項目就是把各種美國已經有的技術和商業模式搬到中國和印度去，其中的提出者以中國 和印度學生居多。比如前幾年有人把 Ebay 搬到中國搞了易趣很成功，他們提出把 YouTube 搬到中國和印度去（當時中國還沒有那么多的視頻網站），這些項目有些后來還真得到了資助，但是這種模仿和改造的項目后來并沒有成功，因為你能模仿別人也能 模仿，沒有什么門檻。最有意思的是一個中東來的學生想來想去還是倒賣石油來錢最快，連他的同學也笑了，說除了你，我們可沒有這種機會。讀者可能已經看出來 這里面的問題，這些都是學生們為了完成學業，挖空心思想出來的項目，和太陽工作站、思科路由器、雅虎網站和 Google 搜索引擎這些源于創業者的科研實踐的項目完全不同。

環境是可以影響人的。在斯坦福這樣創業成風的環境中，一個計算機系或者電子工程系的博 士生不想自己創業有時可能都會不好意思。而創業失敗也沒有什么可恥的。佩奇原來所在的計算機系數據庫實驗室，前前后后出了無數開公司的學生，以后的博士生 一進去就耳濡目染辦公司的事情。而在絕大多數大學里包括麻省理工學院并不是這樣，導師希望學生只專注學術，而博士生則是以進入學術界為榮。比如我以前所在 的約翰霍普金斯語言和語音處理中心（CLSP），在我以前所有的博士畢業生全部去了大學和大公司的實驗室（比如 IBM，AT&T 和微軟的實驗室），沒有到真正工業界工作的，更不用講辦公司了。我到 Google 來，在所有師兄弟中純屬異類。但是，自從我到了 Google，后來的人發現這條路也很不錯，以后所有的博士畢業生都會來 Google 面試，每年都有人來 Google，就連以前在大實驗室的師兄們也跳槽過來了，這就是風氣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也會選擇環境。很多學生挑學校時也是看中了斯坦福守著硅谷將來能 創業這一點。

雖然不是每一個斯坦福人都能創業并且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成為領導者，但是他們中間很多人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者和追隨者 （Follower）。佩奇有一次在斯坦福的創業論壇上講，創業的關鍵之一是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斯坦福相對容易找到一起創業的追隨者。首先，進入斯坦福 的學生大多愿意到剛成立的小公司工作，而很多東部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并不愿意。其次，由于斯坦福的這種內緊外松的環境，學生們交際的圈子相對較廣泛，容易打 造一個可以互補的創業團隊（Founding team）。而在完全追求學分的大學里，每個人能深入了解的大多是自己同班同學，或者同實驗室的同事，朋友之間的互補性不強。

新的技術、新的商業模式在全世界各地每時每刻都會誕生，但是將它們最終變成產品，變成一個新的行業需要一個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孵化器。韓愈講，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于是便見不到千里馬。同樣，發明創造世界各國都有，而斯坦福只有一個，因此硅谷的奇跡就難得一見了。

結束語

世 界很多國家都在學硅谷的經驗，辦起了自己的科技園。盡管有些地區自稱自己是“xx 的硅谷”，并且帶動了地區性信息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但是并沒有孕育出像思科和雅虎這樣具有開創性的公司。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是缺 乏一所像斯坦福大學這樣的新的公司乃至新的產業的孵化器。